斯巴达狮群历代狮王和斯八达克斯二季

2024-05-27 18: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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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斯巴达狮群历代狮王,以及斯八达克斯二季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文章详情介绍:

草原狮王_献给坏男孩联盟

早在几年前,无意间接触到了坏男孩雄狮联盟,立刻就被深深地吸引,我喜欢上了狮子!坏男孩雄狮所展现出的英勇、无畏、进取、团结的精神令人感慨万分。

在自然资源匮乏的非洲大草原,为了生存,为了延续血脉,狮子之间的斗争极其残酷!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老恩!失去了母亲和族群的庇护,一头无名小狮子独自来到斯巴达狮群,遭遇了无数次的殴打、攻击,吃的是残羹剩饭,这些都不算什么,最难过的是无边无际的冷落,和由此产生的孤独寂寞,是要因此沉沦陷落吗?不,绝不!此时这头小雄狮在内心不断地呐喊――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从此以后,同龄小狮子还在膝下承欢时,这头孤独的小狮子在默默地练习捕猎技巧,增强自己的实力,慢慢地小狮子已经吃喝不愁了!慢慢地小狮子在狮群中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了――小狮子不但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还能为狮群带来更多的食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狮子’变得越来越强壮,越来越自信!终于有一天‘小狮子’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声,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吼声,他就是马库鲁,也就是后来的狮王之王恩格拉拉里克!

在西街老二逝去之后,马库鲁面对的是族群正处于青黄不接,有5名兄弟需要抚养和照顾,同时,四周强敌环视,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困难面前,马库鲁没有退缩,勇敢地挑起了重任,带领斯巴达狮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终于一个由六头雄狮组成的大型联盟横空出世了,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坏男孩联盟!年轻的坏男孩联盟的食谱非常广泛和丰富:有长颈鹿、犀牛、大象、野牛,,,他们在实战中磨练出各种各样的捕猎技巧,由此可见坏男孩联盟经历过了什么!他们为何强大!

随后的日子里,在恩格拉拉里克的带领下,坏男孩们开疆扩土,四处征战!那是一段短暂而幸福的时光!六兄弟,同生死,共进退,演绎出萨比森最为绚丽多彩的狮王篇章!

我喜欢坏男孩联盟的故事!喜欢莫瓦斯兄弟的情深意切,老五的亮剑精神,老六的魔王性格!喜欢老恩的少时励志,老来豪迈,喜欢大漂亮的幽默搞笑,为了吃的那憨憨的样子!为大漂亮的千里寻兄而击节叫好!也为瑞思塔和秃尾巴的无故失踪而感到惋惜!这就是狮子的世界!他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精神财富!

后记:我在这篇文章里只描写了坏男孩雄狮联盟年轻时的部分画面,让美好的记忆永远都存于你我心中!后面的事情想必大家都应该知道了,我就讲美好幸福的开始,如果没有人类插手干预,坏男孩联盟每个都会善终,后代也会强大起来,可是没有如果,各位还有什么坏男孩小时候的趣事儿,可以发表出来,下方评论区等着各位。

那是我在上流社会生活的终止,我很快陷入下流社会

一切都将是新面貌,一切都将不同。一切都在尝试之中。

Everything was going to be new; everything was going to be different. Everything was on trial.

一、人生转折:走进布鲁姆斯伯里

1904年年底,当弗吉尼亚从疾病中彻底恢复过来时,海德公园门22号已永远成了过往,而位于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则出现在了她的生命里,成为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相较于海德公园门22号所处的伦敦高档街区,斯蒂芬家孩子们对戈登广场新家位置的选择似乎显得有失身份了,正如文尼莎·贝尔在写给老布鲁姆斯伯里幸存者的一篇传记中说的:“那是我在上流社会生活的终止,我很快陷入下流社会,再也没有改变——如果我这么说,并没有对现在的伙伴有所不敬的话。”

布鲁姆斯伯里位于伦敦东部,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街区,大英博物馆和伦敦大学以及斯莱德艺术学院都坐落在其中,它们的存在以及廉价的房租,吸引了大批大学生、作家和艺术家们聚居,使得该区域充满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成了自由艺术的中心,而正是这种自由的精神氛围吸引着斯蒂芬家孩子们定居于此。布鲁姆斯伯里是由一连串的广场和公园构成的,弗吉尼亚姐弟四人选择的戈登广场便是其中之一。如果从地理位置和环境的优越性来看,戈登广场并不是布鲁姆斯伯里所有广场中最富有浪漫情调的一个,它既没有菲茨罗伊广场的绰然风姿,也没有麦克林伯格广场的恢宏气势,但是在当时的弗吉尼亚眼中,戈登广场却“是全世界最美丽、最刺激、最浪漫的所在”。因为这次的搬迁对他们,尤其是弗吉尼亚而言意义重大,它标志着他们逃离了海德公园门那种极端压抑、令人窒息的维多利亚式生活氛围,摆脱了往昔种种令人伤痛的、阴郁的记忆以及乔治残暴的压制,进入了一个不受任何限制、没有年长女性监护的、充满自由的环境里,开始了新的生活。弗吉尼亚在搬到戈登广场46号时,曾兴高采烈地写信给维奥莱特:“现在我们是自由的女人了!”而文尼莎也写道:“这就好像一个人从黑暗中突然走进了阳光里。”

入住戈登广场46号之后,在文尼莎的带领下,他们对新家进行了全新的布置和装饰,对过去的生活进行了全然的颠覆。弗吉尼亚在为“回忆俱乐部”写的随笔《老布鲁姆斯伯里》中回忆道:

不用说,我母亲那种用红天鹅绒覆盖家具,用黑漆刷器具的传统已然被彻底颠覆了,我们进入了新的时代:白色绿色的印花随处可见;我们不再采用莫里斯墙纸那种复杂的图案风格,而是用朴素的胶画颜料处理墙面。我们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实验和改革。我们不准备再使用餐巾,我们打算用湿巾代替(要多少有多少);我们打算画画,打算写作;晚饭后我们要喝咖啡,而不像以前一样在九点钟喝茶。

在海德公园门22号住所那种泛着红色天鹅绒色调的阴暗场景的映照下,戈登广场这里的光和空气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启示录般的意味,明亮的客厅、热闹的街道、形形色色的人群……所有的一切都使弗吉尼亚感到新鲜和振奋。然而,更令她激动无比、心花怒放的则是这里充足的空间,相较于海德公园门那里集卧室、书房和会客厅于一体的拥挤,戈登广场46号则为弗吉尼亚和文尼莎各提供了一间起居室,并且还在一楼配有一间书房,客厅也是原来的两倍之大。在这里,弗吉尼亚拥有了自己单独的工作室,她在房间中放置了一张高高的书桌,以便于每天上午可以以站姿写作两个半小时,而文尼莎则在自己的画室中作画。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后来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所写下的:“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认为,妇女如果想要获得写作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话,一笔属于自己的存款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是首要条件。由此可见,布鲁姆斯伯里的新生活为弗吉尼亚的创作道路所提供的基本物质条件的重要性。

除了基本物质条件的满足,布鲁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46号以及后来布鲁姆斯伯里的其他地方为弗吉尼亚的成长与写作营造了一种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氛围。在这里,以托比、文尼莎和弗吉尼亚为中心,聚集起了一批卓尔不凡、才华横溢、极具自由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了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The Bloomsbury Circle)。对于这一团体的发展过程,众说纷纭,据昆汀·贝尔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最早开始于20世纪初的剑桥,更确切地说,是1899年秋天在三一学院开始形成的”,其雏形是1899年的“使徒社”(Apostles)和“午夜社”(Midnight Society)。由于1905年2月托比开始在戈登广场招待他剑桥的朋友们,并宣布每周四晚上都会在家中待客,故而这些剑桥知识分子们便于每周四晚10点到12点间在戈登广场46号聚会,从而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在剑桥举办的研讨班的延伸。随着该文化团体的不断发展,它开始以其自身独特的色彩感染世界,并对20世纪西方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弗吉尼亚眼中,“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则主要萌生于那些每周四晚上的聚会,参与聚会的人员成了该团体的基本构成单元。林德尔·戈登曾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中指出“它凭借情感而存在。这也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和其他现代主义者团体,如海明威的或萨特的团体之间的区别”,而“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间的情感纽带正是托比·斯蒂芬。早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第一次见到托比的朋友们之前,她就已经多次从托比的口中认识了这些被他浪漫化、传奇化的天赋异禀的奇人,并且与他们神交已久。

在那些最早被托比邀请到戈登广场46号的朋友们中,克莱夫·贝尔无疑是最古怪,也是最活跃的一位,他似乎时刻准备着为调节和活跃气氛,建立和加强彼此间的沟通而倾尽所有。托比曾称他为“那个不可思议的家伙”“他就是雪莱和热爱运动的乡绅的复合体”。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那些来自知识阶层的成员不同的是,克莱夫·贝尔来自一个乡绅家庭,他的家族发迹于煤矿产业,在威尔特郡挣得了一栋哥特式乡村住宅,并因此而获得了体面的地位。克莱夫作为家中幼子,备受宠爱,在日常生活中,他穿着讲究,爱好骑马和射猎,对生活品位和物质享受都有着较高的追求。1899年,他进入剑桥大学,结识了萨克逊·锡德尼特纳,并成了托比·斯蒂芬的密友。据托比所说,克莱夫在进入剑桥之前从来不知书的模样,但是却在突然之间发现了雪莱和济慈,并一下子近乎疯狂地迷恋上了他们。同时,在美学和艺术方面,克莱夫也拥有着敏捷的才智,这种才智甚至高于他的其他剑桥朋友们。在剑桥求学时,他的屋子中就已经挂着德加画作的复制品了,而剑桥知识分子中的其他人怕是还从未听说过这位印象派画家,因为世纪之交的剑桥在美学方面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的。在离开剑桥之后,克莱夫曾于1902年去了巴黎,在那里,他结识了罗德里克·奥康诺、杰拉尔德·凯利以及詹姆斯·莫瑞斯,培养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眼光,也正是这种艺术上的造诣,后来成了他和文尼莎之间的情感纽带。

相对于克莱夫在聚会中的活跃,萨克逊·锡德尼特纳则显得沉默寡言了。他与伦纳德·伍尔夫在剑桥时同住一室,关系十分密切。他被托比称为“学业上绝对不可超越的天才”。托比曾告诉弗吉尼亚,希腊的全部文学作品都被萨克逊铭记于心,甚至能脱口而出。萨克逊性情略为古怪,白天从不出门,不过到了晚上,一旦他发现谁的屋子还亮着灯,他就会像飞蛾一样飞去敲人家的窗户。到了凌晨三点,他会突然打开话匣子,打破以往的沉默,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萨克逊可以说是托比朋友中极其博学的一位,他能写诗,会作画,数学天赋也极高,同时还酷爱音乐,会作奏鸣曲。一次他曾向克莱夫·贝尔透露:“在我的作品中,我最新的奏鸣曲是独特的,就欣赏而言,它捕捉并包含了一些可以跟有史以来最美妙的乐章相提并论的段落;我希望对它的某些部分做了润色之后能把它付印出来,可我并不知道该怎样着手做这种事。”然而遗憾的是,他的“有史以来最美妙的乐章”却永远不会被演奏出来,正如弗吉尼亚所写:

(他的朋友)一直信任他。他将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伟人之一。也许他正在写一首诗,下班后,当他回到位于某条小街上的阴郁的伦敦寄宿房时。“什么时候拿出来?”他们对他施加压力。“无论如何,让我们看看你写的东西。”是关于历史的,还是关于哲学的?……他在学习音乐对位法,也在自学绘画。他在学中文……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被发表。可是“等一等”,他对朋友们说。他们等着……

和萨克逊一样一直没有写出那种“伟大著作”的还有德斯蒙德·麦卡锡。相较于其他成员,他是那种看起来似乎最能获得成功的人物,他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天资过人,极具独特的谈话天赋,同时还拥有每一位想成为作家和小说家的人都梦寐以求的天资。然而遗憾的是,各种原因使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年少时的雄心壮志,他后来成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并出版了若干卷文学批评著作。伦纳德·伍尔夫曾在《德斯蒙德·麦卡锡》一文中指出:“希腊人说,‘最好’永远是‘很好’之敌。捆住德斯蒙德手脚的东西,有对于‘最好’的追求,有《伦理学原理》的鬼魂般的回音,还有他心中的那本指导手册,它的开头总是写着如此恐怖的文字,‘你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刚刚‘一本正经’地动起笔来,他就开始感到吃力,而且越是笨手笨脚地修改业已写好的内容,改出来的文字读起来就越加艰涩费解。”虽然德斯蒙德没有取得他应有的成就,但是他仍然是“最让人着迷的人,是最有趣的同伴,而且他对友情忠贞不渝,犹如一头年老的牧羊犬”。他为人十分宽容豁达、善解人意,且时时对他人充满感激之情,虽然在守约和执行任务方面不尽如人意,但在其他任何时候,没有人会不喜欢他。“我猜想,在营造布鲁姆斯伯里的友好社交氛围上,在使那些难相处、态度生硬的家伙们言归于好上,在总体的宽容和妥协精神上(它战胜了也属于那种环境之组成部分的争执和尖酸),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的后代昆汀·贝尔在其《伍尔夫传》中如是说。

如果说,这帮年轻人中有一个头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利顿·斯特雷奇。利顿·斯特雷奇和斯蒂芬家的孩子们一样,出身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自幼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睿智无比,被称为“智慧的神童”。他和萨克逊·锡德尼特纳一样沉默寡言,在每周四晚的聚会中,他往往蜷起细长的双腿,像蛇一样卷曲在椅子里默默地倾听和观察,因此,弗吉尼亚总是称他为“我亲爱的老蛇”。但是,他的沉默和寡言是令人不安和惊恐的那种,因为他往往会突然冒出极为犀利的惊人之语,甚至随时可能会向对手发起尖锐的攻击,且一语中的。弗吉尼亚那时对斯特雷奇颇有好感,她曾赞美他“当他的性格中所有的小提琴都奏响的时候,便是一首优美的交响曲……那么深沉,那么奇异”。利顿·斯特雷奇后来成了名声斐然的传记作家,著有《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维多利亚女王传》(Queen Victoria)等经典传记作品。

相较于其他成员,伦纳德·伍尔夫则是最为愤世嫉俗,憎恶人类,不愿对生活妥协的一位。在早期的“星期四之夜”中其实并没有他的身影,因为他只是在1904年11月17日去锡兰的前夕来戈登广场道别,当时弗吉尼亚也在场,他们一起吃了饭。之后,伦纳德就离开了英国,前往锡兰寻求发展,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还会回来。不过,关于他的故事,弗吉尼亚却没少从托比和利顿·斯特雷奇的口中得知。据托比说,伦纳德曾在梦中掐死一个人,醒来却发现他竟然把自己的大拇指拽脱臼了。利顿则认为他像斯威夫特,会谋杀自己的妻子。总之,虽未深交,弗吉尼亚已经“对这个因暴力而颤抖的犹太人简直太感兴趣了”。

从这些早期核心成员来看,“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可以说是一个由对真理的探求者所构成的缄默的圈子,虽也有托比、克莱夫·贝尔和德斯蒙斯·麦卡锡这些比较积极活跃的成员,但整体氛围依然是严肃、沉默居多。因此,最初的聚会似乎并没有引起弗吉尼亚的好感,第一次聚会的全部成员除了主人就只有萨克逊和一只名叫“格斯”的狗了,而那次聚会中的缄默似乎只给弗吉尼亚留下了窘迫和尴尬。在前几次聚会后,弗吉尼亚曾写道:

真叫人受不了;他们一直沉默地坐着,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偶尔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角落里,为一个拉丁文笑话而轻轻笑着。也许他们爱上了文尼莎,谁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安静的、很有学问的过程。不过,我觉得他们没有壮实到能体会到很多感情。噢,我了解的是女人而不是这些毫无生气的怪物。最糟糕的就是他们没有活力去……

但不久之后,弗吉尼亚开始发现这些所谓“古怪的年轻人”的缄默和矜持并不同于以往乔治带她出席的派对上那些年轻人的矜持,他们的寡言和沉默往往是出于对说出真相而持有的谨慎态度,一旦他们真的讲起来,她发现自己正在倾听一种过去从未听过的交谈,这些谈话内容往往使她因为激动而颤抖不已。她逐渐认识到:“谈话进行得七零八落、毫无生机,这在海德公园门的客厅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可是这种沉默并不乏味,反而让人感到压力,似乎值得谈论的话题的标准变得高不可攀,假若不是什么有价值的谈话便没有资格打破这种沉默。”一个偶然的评论、一段值得探讨的话、一个抽象的概念都会成为聚会中的焦点,比如关于“美”的谈论,关于“文学中是否有类似氛围的概念”的争辩,关于哲学、艺术、宗教的话题,等等。问题的讨论往往在针锋相对中一步步升级,直到所有成员的战斗力全部被激发出来为止。

我从未这样聚精会神地听过一场辩论,连一个字,不对,连半个音都不敢错过。我从未如此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想着如何把我的小小的飞镖磨得更尖点,发射得更快点。如果有谁的观点被大家接受了,那将是怎样的快乐啊!当萨克逊夸奖我说我在辩论时表现非常聪明机智,我的心里真是比吃了蜜还甜啊!真是从未这样甜蜜过——不过难道萨克逊的话就绝对正确吗?这种情形是多么奇特啊!……一会儿是霍特里发表些高见,一会儿是文尼莎,一会儿是萨克逊,一会儿是克莱夫,一会儿又是托比。看着这些沉浸在辩论中的人,我的心里不禁涌起无尽的好奇。他们小心翼翼、精准无误地给这场辩论添砖加瓦,使它的高度迅速上升。很快这场辩论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视野,但他(们)依然谈兴正浓。如果谁一句话不想说,那他尽管坐在一旁聆听。他可以见证这场辩论已经达到了神奇的高度,已经升入云端。直到凌晨两点或三点,我们依然围坐在一起高谈阔论,那是再经常不过的事情。萨克逊还经常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好像要开口说什么的样子,最后却又什么也不说,就默默地把烟头送回嘴中。终于,他把头发向后捋了捋,这是要最后发表简短有力的总结了。宏伟壮丽的建筑终于竣工!当我们跌跌撞撞地爬到床上时都感觉有件异常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它刚刚证明了美是什么——或者说美不是什么——因为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定到底证明的是什么——不过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在布鲁姆斯伯里的“星期四之夜”(Thursday Evenings)中,参会成员常常终夜聚谈,彼此欣赏,珍视理性碰撞的火焰,信奉真理和怀疑精神,蔑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传统审美情趣和道德习俗,他们之间的交往松散而富有个性,拥有着迷人的魅力。它为弗吉尼亚和文尼莎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使她们得以见识到生活的另一面。尤其对弗吉尼亚而言,以往,在父亲的指导下,她虽已涉猎广泛、博览群书,奠定了崇尚经典的审美基调,但却从未开始真正走向对内心的深入探索。然而,在与布鲁姆斯伯里的剑桥伙伴们逐步深入交往中,她的知识视野被迅速打开,她的精神审美意识也逐渐走向了成熟。“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们奉行G.E.穆尔的伦理学,追求真理、内在美和真实的精英意识以及不惜打破常规,不断寻求美的精神都影响着弗吉尼亚,为之后她在创作中突破传统艺术,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知识保障。而后期罗杰·弗莱的加入,更是对弗吉尼亚的文学观念以及文尼莎的艺术观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在布鲁姆斯伯里的“星期四之夜”中,坦诚、毫无禁忌、无话不谈是其首要原则。在这里,斯蒂芬小姐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入任何争论和批判,无所顾忌地坦陈自己的观点。在这里,世俗的枷锁似乎已失去效力,她们可以毫不在意自己的穿着打扮,以往乔治加诸她们身上的关于外貌和举止的巨大负累终于也在这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这里,她们感受着一个全新的、纯粹的智性世界,自由地拥抱精神生活,结识新的朋友,并与之畅谈艺术、哲学与人生直至深夜。“可以想象,当门铃响起,这几个奇人异士走进屋来的时候,我和文尼莎当然会因为激动而颤抖不已。那时已经是深夜,屋子里烟雾缭绕,小面包、咖啡、威士忌摆得满屋都是。我们既没穿白色的丝绸长裙,也没戴珍珠项链,我们根本就是衣冠不整的状态。托比跑去开门,西德尼·特纳走了进来,接着是贝尔,后面跟着斯特雷奇。”

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剑桥知识分子们给予斯蒂芬小姐们全新认知的同时,她们也以自己独特的个性、不凡的谈吐和超尘脱俗的美貌深深地吸引着这些年轻、优秀的才子们,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尼莎一度被称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女王,而后来成为弗吉尼亚丈夫的伦纳德·伍尔夫也曾就两姐妹的美写道:“文尼莎,我认为,通常比弗吉尼亚更显漂亮,她的特征的形式更完美,她的眼睛更大也更好看,她的皮肤更有光泽。她的美令人敬畏,因为它混合着三位女神的美。弗吉尼亚是一种不同的美,在两姐妹中,她不太具有家族的相似特征。当她状态很好的时候,无忧无虑、快乐明朗。兴奋愉悦的时候,她的脸会光彩照人,带着浓郁的近乎天界的美丽。当她平静地、恬然无虑地读书或思考的时候,她也是极其美丽的。当她为心理焦虑、心理紧张所萦绕,她的表情,甚至她的脸的形状,都会以超常的速度急剧地改变,她仍然是美丽的,只是她的焦虑与痛苦使得其美丽本身带有痛苦的特征。”就这样,戈登广场“星期四之夜”聚会、畅谈的惯例在彼此相互吸引、相互赞赏中逐渐形成。

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却越来越成为亲友们指责的对象。文尼莎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写道:“一旦我们这个非常单纯的圈子运行正常,开始有点生机,似乎马上就引来了敌意。或许这样的事情无可避免。任何一个圈子都理所当然地会被圈外人冷嘲热讽。毫无疑问,从如今的习俗来看,我们在自己世界里的行为是非常古怪的,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批评。”首先令斯蒂芬家亲友们震惊的是托比这些朋友们的外表,他们是那么的不修边幅,光鲜亮丽似乎永远都与他们沾不了边。所以,当基蒂·麦克斯来拜访过一两次之后,就向弗吉尼亚抱怨道:“我也真觉得这些人不错,不过,唉,亲爱的,他们看上去也太糟糕了!”当亨利·詹姆斯在见到利顿和萨克逊后也忍不住悲叹道:“太糟糕了!太糟糕了!文尼莎和弗吉尼亚怎么就结交了些这样的朋友呢?莱斯利爵士的女儿们怎么会跟这样的年轻人交往呢?”当乔治带着他的贵族新娘满怀骄傲地出现在布鲁姆斯伯里时,他所受的待遇使他尴尬到了极点,因此他断言弗吉尼亚所结交的朋友们的行为举止和他们的服装打扮一样的糟糕透顶。然而,更使斯蒂芬家这些囿于习俗的亲友们不能接受的是,托比的这些朋友们竟然会和他的姐妹们在没有任何年长者陪伴的情况下交谈到凌晨三点,这是有违传统道德礼仪的。

如此,斯蒂芬姐妹们似乎不得不在新老朋友们之间做出选择了,就像昆汀·贝尔所言:“布鲁姆斯伯里不但是在结交朋友中,而且也是在与朋友断交中发展起来的。”其实,那时的斯蒂芬小姐们想要的自由仅仅只是摆脱亲戚们喋喋不休的干涉,她们还没有与社会习俗彻底决裂的勇气,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思想的变化,选择似乎已在不知不自觉中被作出了,因为那些“可悲的年轻人”和“有害的聚会”恰恰代表了文尼莎和弗吉尼亚最敬重的价值标准。弗吉尼亚在《老布鲁姆斯伯里》一文中如是说:

恰恰就是他们这种缺乏亮丽外表的模样,这种寒酸褴褛的模样,在我眼里就是他们卓然不群的明证。不只如此,他们这种样子也隐隐约约给人一种安定踏实的感觉,因为在抽象的辩论中,人们就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外表上。大家都不需要为了晚餐而装扮一番,大家永远不会回归海德公园门的生活方式,而那种方式在现在的我看来,真是没有品位。

到了1905年10月份,文尼莎又在戈登广场46号创设了一个“星期五俱乐部”(Friday Club),该俱乐部是一个关于美术的社团,成员有克莱夫·贝尔、文尼莎·斯蒂芬、亨利·兰姆、奈维尔·利顿、萨克逊·锡德尼特纳等。他们举办画展,并在每周五碰头进行艺术讨论,同时又不仅仅限于艺术主题,该俱乐部一直延续到大约1912年或1913年。弗吉尼亚对此的兴趣并不大,但她也参加这个俱乐部的一些活动,尤其对该俱乐部的派系争论甚感兴趣。她曾写道:“委员会里有一半人,尖叫着支持惠斯勒和法国的印象派画家,其余的人则是坚定的英国派。”该阶段可以说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对视觉艺术关注的发轫期,它为之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在艺术和美学领域发起的抨击旧有传统文化的两次活动奠定了基础。

之后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还将在弗吉尼亚的见证下不断发展变化,正如其在《老布鲁姆斯伯里》中所写:“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永远抽象地谈论美的本质。”但无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将如何发展,对弗吉尼亚而言,从海德公园门走向布鲁姆斯伯里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也是其破茧而出、化茧成蝶的开始。而以剑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更是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对她的思想、创作和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话来描述:“它没有产生我们嘴皮子上迸来迸去的被称为才智的昏暗的电光,而是产生了更加深层的、微妙的、隐秘的光芒,也就是理性交流的炽热的黄色火焰。”

二、希腊之旅:痛失托比

作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灵魂人物的托比,不仅是其剑桥同学与文尼莎和弗吉尼亚之间的联系纽带,更是弗吉尼亚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斯蒂芬家四姐弟中,托比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他极其强势,善于掌控局势,但是却从不臆断,做事坚决而刚毅;在情感上,他细腻而敏感,含蓄而矜持,从不轻易外露感情;在智力上,他颇具才华,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在人际关系上,他为人亲切和善,乐于交友。在他眼中,他的朋友个个都才华卓著,独具天赋,他常常以友为乐,以友为荣。以上所有这些品性使他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身边的朋友,促使他成为朋友中的核心人物。传记作家艾琳曾写道:“英俊、天才、常胜,是剑桥一群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偶像。他以一种不自觉的优雅获得了所有人的崇敬。一个干事业的人,一个当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印记的人,他值得被记住。”

在弗吉尼亚心目中,托比自幼就是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她自小就崇拜他,仰慕他,爱他,与他感情最为深厚。在家中,除了父亲,另一个常常和弗吉尼亚谈论文学的人就是托比了,尤其在每次学校放假时,他们总是会有谈论不完的话题,学校的生活趣事、希腊人的故事、剑桥朋友的逸事等等,每个故事都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有时,他们还会谈论弗吉尼亚最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在弗吉尼亚眼中,托比是她在家中最理想的智性辩论对手,她常常从与托比的争辩中收获良多。在《往事札记》中,弗吉尼亚描绘了她与托比之间的一次激烈争论时的场景。

我们之间发生的第一次争论,就是关于书籍的争论,那次的争论很激烈。他当时用横扫一切的肯定口吻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包罗万象。托比说这话的时候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神态,我极为反感他这种神情,但是他在这场争论中大获全胜。我怎么可能反驳得了他呢?我的反驳软弱无力,但我说的都是自己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我说莎士比亚写的剧本令人厌恶,剧本的开头都写了些什么?不过是一些冗长乏味的长篇大论,我对这些东西丝毫不感兴趣。我打开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来证明我的观点,书里面写道:“如果音乐是爱的营养,那么继续演奏吧……”这次我确实战败了。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开头写得真不错。我记得那时读到莎士比亚描写把福斯塔夫一把推开的场面的时候,托比骄傲极了,就像平时骄傲地说到他的朋友一样。在这场莎士比亚的争论中他获得的全盘胜利带给他极大的愉悦,我所说的全盘胜利就像是树叶一片片地掉光一样。

即使是在托比因求学而离家在外期间,他们也常常会通过书信来进行争论和交谈。1901年11月5日弗吉尼亚写给托比的信件可以使我们一窥他们之间的交流。

我写作的真正目的是忏悔——就是收回那满满一整车的放肆观念,当我在弗雷萨姆(Fritham)以及别的地方谈论起某个伟大的英国作家——最伟大的——时,我说过那些话,我一直在读马洛,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比我料想的要深刻得多,我读《辛白林》只是想看看伟大的威廉会不会没有我以为的那么了不起。但我彻底傻了眼!真真实实地,我如今被归进了崇拜者的行列——尽管我还是觉得有点受压迫——被他的伟大所压迫,我猜。我们见面时我想听听你的讲解,以便澄清一些戏剧的要点。我指的是角色。为什么他们不更人性化?伊摩琴和波塞摩斯——还有辛白林——我发现他们非我所能及。这是上层领域内我的女性的弱点吗?可是真的用把剪刀就能把他们剪裁出来——仅就其人性方面而言。当然他们说起话来真棒。我已经认出了这幕剧中(我想几乎是一切戏剧中)最好的台词。

伊摩琴说——想象你在一块石头上,这下又让我呆住了!——波塞摩斯回答说——像果实那样悬挂在那儿,我的天,直到树枯死为止!这时如果还没有寒战沿着你的脊背而下(哪怕你的冷松鸡和咖啡正吃到一半)——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莎士比亚迷!喔,亲爱的,喔,亲爱的——正当我感到自己有意谈论这些事情时,你去了剑桥,在那儿培养自己。

明天我要读本本·琼森了,但是不像喜欢马洛那么喜欢他。我读了浮士德博士,还有爱德华二世——我觉得他们和伟大的人很接近——更有人性,我得说——不都是那种恢宏的悲剧。当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那些小角色是有人性的;我的意思是超人就是超人,只是解释给自己听——还有为什么他的情节总是那些疯狂的事儿——马洛的要弱些,整体都要弱些,但也有一些非常“昌盛”(斯特雷奇的词语)的句子、台词和整场的戏——比如当爱德华死时……

不可否认,在剑桥求学时的托比就是弗吉尼亚的另一位老师,他激励着她不断钻研书籍,扩大阅读领域,获取知识,增长见识,并进一步加强了她与剑桥学术传统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托比所接受的剑桥教育想必也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弗吉尼亚的严肃思考。当时的剑桥还是一个完全属于男性的天地,那里对崇高智性的冒险和对自由的追求都只是男性的特权,女性没有任何权利和资格进入那里,更不可能接受所谓的正规教育。弗吉尼亚经常称自己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她对于女性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怀有怨愤情绪,她曾对她的兄弟及他们那些剑桥朋友们在智力和教育方面的自负感和优越感进行过机智的嘲讽:“对于那种让儿子在外面受别人教育而让女儿在家里自我教育的可敬习俗,确实有许多可说一说的。”

不过,弗吉尼亚虽对将她拒之门外的大学教育多有抱怨,但这并没有影响她与托比之间的关系。“我们(我和托比)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托比来海德公园门的里屋找我玩儿的时候,我们俩之间有一些默契……他懂,我也懂。我们争辩的时候这些默契的想法也不言自明,而且我们两个相互吸引。我觉得他对我除了有兄妹之谊外,还会觉得我很有趣,令人称奇,值得挖掘。”

如前所述,托比是第一个向弗吉尼亚讲起希腊文学的人,弗吉尼亚对希腊的憧憬,对希腊人的崇敬以及对希腊文学的喜爱,最初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形成的,对他们而言,希腊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圣地,具有语言所无法表达的重要意义。因此,在1906年,斯蒂芬家兄弟姐妹四人由海德公园门搬到布鲁姆斯伯里的第3个年头,全家在托比的带领下实施了一个盛大且重要的远行计划——希腊之旅。在这个计划实施之前,他们做足了准备工作,箱子、药品、补给品、面纱、眼镜、靴子、帽子、绿里子的伞、画架、绘具箱、《库克旅行者手册》,等等,一应俱全。同时,托比和艾德里安还立下了遗嘱,由此可见,这次旅行的意义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大且非同一般,他们的种种行为都为此次旅行打上了一种远征的烙印。

此次旅行除了斯蒂芬们之外,随行的还有维奥莱特·迪金森,他们分两路动身:托比和艾德里安从的里雅斯特骑马出发,途经黑山和阿尔巴尼亚;而女士们则坐火车到布林迪西,再从那里乘船到佩特雷。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9月13日,两队人马于奥林匹亚会合。在那里,他们已经看到马拉松和萨拉米,但是由于云朵的遮蔽,一切似乎没有那么清晰,不过周围的环境还是使他们感到惊讶,置身于此,似乎受到了感召,他们整个人都感到振奋不已。

随后,他们一行人游览了彭特里克斯山脉,一路上,弗吉尼亚都沉浸在对所见之景的细致描绘中:

可彭特里克斯的下降趋势被一片平坦的绿色岩架遏止住了,在让山脉又一次陡然下降之前,仿佛大自然曾经在此处笔直地站立了片刻。高大悬铃木伸展着它们仁慈的手掌,宜人的小灌木丛密集、驯顺地分布着,还有一条溪流,也许可以想象它在歌唱它们对美酒和歌谣的赞美和喜悦。你可能已经听到了它从石头上流过时发出的忒奥克里斯托忒奥克里斯托(Theocritus,约前325—约前267年),希腊诗人,田园诗创始人;这里把小溪从石头上流过时发出的声音比作忒奥克里斯托的诗句。的哀诉声,某些英国人确实是这样听到了这种声音,虽然那本诗集正在他们家中的书架上蒙尘。在这儿,总之,大自然和古典精神的赞美歌怂恿着六个朋友下马休憩。

离开奥林匹亚之后,他们准备动身前往雅典,但是从奥林匹亚到科林斯的火车旅程使文尼莎身体不适,疲惫不堪。好在两天之后,她便能继续出发前往雅典了。他们一行人乘船抵达伯罗奔尼撒,参观了埃皮达鲁斯、梯林斯和迈锡尼。但不幸的是,返程的火车旅行又一次把文尼莎弄病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在科林斯做短暂的休整,好让文尼莎的身体得到恢复。在这期间,文尼莎由维奥莱特留下作陪,而弗吉尼亚、托比和艾德里安则按原计划去了埃维厄岛,拜访了诺埃尔一家。几天后,当他们返回时发现文尼莎已经卧床不起,情况似乎更加糟糕,于是他们不得不待在雅典的旅馆中,等待文尼莎的病情好转。

此次希腊之行,即使他们满怀期待和惊喜,又使他们充满焦虑和不快。希腊在他们心中,远非阳光、蜂蜜、遗迹等这些概念所承载的含义,他们此行想要追忆的是希腊的诗人、哲学家、雕刻家、律法制定者以及英雄们,是一个比已知的希腊更富荣光的希腊,他们本为追寻一个理念而来,但是却发现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现代文明浸润下的希腊无论在创造力还是热情方面都不能和古希腊的辉煌相媲美。托比和弗吉尼亚的感受大抵就是如此,他们对古希腊满怀热情,但现代希腊却使他们存在着巨大的困惑,似乎想象中的希腊只能在想象中完成朝圣。相较于托比和弗吉尼亚的困惑,文尼莎则对希腊人的建筑艺术着迷,但遗憾的是,她的病情使她没有太多的机会去深入观察和认识希腊艺术。

大约两星期之后,文尼莎的病情有所好转,于是他们再次按原计划前进。托比返回伦敦,其他人则乘船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不过,在此期间,文尼莎又一次病重,她甚至是被抬上船的,其中好几次她都几乎晕了过去。到了10月29日,医生认为文尼莎的情况好转时,他们才乘火车离开了那里。11月1日,他们抵达了多佛。在那儿,乔治前来接应,并为文尼莎带来了两个护士,同时他也带来了一个恶劣的消息——托比因高烧而在戈登广场46号卧床不起了。家中的两个病人使弗吉尼亚和艾德里安一时之间不知所措,而本应成为他们依靠的维奥莱特这时也因此次旅行而在自己曼彻斯特街的公寓中卧床不起。据弗吉尼亚形容,当时她就生活在护士、医生、便盆和苯酚之间,阴郁的氛围又一次笼罩了斯蒂芬家。

文尼莎似乎在逐渐好转中,但是托比却毫无起色。医生诊断他只是得了疟疾,并不严重,但是十天之后,在一位谨慎而负责的护士的强烈干涉下,才发现托比得的是伤寒。接下来,或许是由于前期治疗的延误,托比一天比一天疲乏、虚弱,他只能强撑着打起精神来与病魔抗争,从一个危险期过渡到另一个危险期,到了最后,似乎只剩下直面死亡的勇气了。11月20日,英俊、高贵、被人喜爱和崇拜的托比因伤寒英年早逝,年仅26岁。

托比突如其来的死亡,令弗吉尼亚出乎意料,“谁也不会想到我们的关系就定格在我24岁、他26岁的时候。这就是生命中的畸变,我们无力反抗,只能默默地、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这对弗吉尼亚来说是人生中的又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对于托比的离去,她似乎不能也不愿接受。此时,恰巧维奥莱特·迪金森也被确诊为伤寒,医生告诉弗吉尼亚,维奥莱特极有可能会因为得知托比的死亡消息而加重病情,于是弗吉尼亚不得不每天给维奥莱特写信,营造托比活着并在逐渐康复的假象。昆汀·贝尔认为这种对托比仍活着的假象的营造对弗吉尼亚来说是件雪上加霜的恐怖灾难,令其痛苦不堪。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或许弗吉尼亚本身就沉浸在自己所营造的幻象之中不能自拔,就像“希腊人知道并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真正活下去,他们必须在它面前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辉梦境之诞生”。这或许正是弗吉尼亚逃避托比死亡事实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逃避,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内心的伤痛,使自己在人们原以为她会失去自制、承受不起的时候保持着理智和冷静,避免因亲人的死亡而再次陷入精神危机。在11月20日,托比去世的那天,弗吉尼亚以一种故作轻松、冷静务实的笔调在给维奥莱特的信中写道:“我们一步步进展顺利。”在托比葬礼后的第三天,她又写道:“托比恢复得非常好。他很生护士的气,因为他们不肯给他羊排和啤酒,他还问为什么他不能和贝尔一起出去骑马和打野鹅。”这种看起来十分残忍的虚构信件一直持续写了一个月,直到维奥莱特偶然知道了事情真相为止。

实际上,弗吉尼亚并没有轻易地从托比死亡的事实中恢复过来,她终生都承受着托比死亡所带来的遗憾、损失和伤痛。“生活在一个没有他的世界上是古怪的,甚至在二十年后,她还觉得自己延续下来的生命仅仅是一次没有他参加的远足,而死亡将只不过是回到他的身边。”在今后的岁月中,弗吉尼亚经常想象如果托比没有英年早逝,那么他的人生会是怎样。

托比表面很安静,好像语言会搅乱他的镇定自若,他的温柔体贴,他的深邃思想和严肃敏感的神态。但是他安静的外表下隐藏着他的细腻脆弱,他对家人的自豪感和对家人的关怀备至,这些都会使他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好情人、好伴侣、好父亲。在事业方面他拥有大法官的职业,如果今天他还在世,我们就要称呼他斯蒂芬大法官了。我猜他应该会写不少书,名声大噪。他的书里有一些是法律书籍,一两本写养鸟的,作为副业可能还写几本关于图片的书,也许霍加斯出版社会出版几本他写的配插图的养鸟的书,几篇关于文学创作、历史和公共事务的随笔,几篇攻击社会陋习的杂文。这样托比就是大家都喜欢的公众人物了,是典型的英国绅士了吧?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托比性格独特内向,他不会看重普通人的理想抱负。我觉得他也许算不上成功人士,但肯定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弗吉尼亚不断地追寻着那些往昔的、消逝的事物,寻找着死者永远从我们生活中带走的那些东西,在想象中为死者赋予形象。就像她把父亲、母亲和斯特拉以艺术创造的方式在其记忆中永生一样,她也多次在苦乐交织中使托比在其笔下重生,从《雅各的房间》中的雅各到《海浪》中的珀西瓦尔,均是以托比为原型进行想象、推演和创造的。《海浪》更是追忆托比的一首挽歌,当小说完成后,弗吉尼亚曾对姐姐文尼莎说:“我的心灵中还保留着那么多对他的记忆,他再也不能总同我们在一起了,我对此怀着无言的怨愤。”托比虽然不在了,但通过记忆,弗吉尼亚保存和定格了他的形象,他将“永远年轻,永远美丽”。

如果说,托比的死使弗吉尼亚备受痛苦与残忍的折磨,那么它同样也将文尼莎推向了悲痛绝望的深渊,因为她对托比的感情之深完全不亚于弗吉尼亚。或许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文尼莎在托比去世后的第二天就答应了克莱夫·贝尔的求婚。对此,弗吉尼亚的内心如蚂蚁啃噬般,被痛苦、矛盾与纠结所缠绕,她虽能理解和尊重文尼莎的决定,就像她在给维奥莱特的信中所写“那将是文尼莎能指望的全部生活了”,但她又觉得文尼莎的行为不管是对她,还是对托比,都是一种背叛。她已经失去了最亲爱的哥哥,而此时她还要失去最亲爱的姐姐。与此同时,她内心似乎也对姐姐即将拥有的幸福产生了微妙的嫉妒,毕竟克莱夫还是具有优秀的才能和品质的,他了解文尼莎,知道如何使她快乐。就这样,弗吉尼亚不断地和自己作战,各种情绪在相互抵触和碰撞中折磨着她。对于克莱夫·贝尔,那时的弗吉尼亚无疑是恨多于爱的,她认为一切都被克莱夫·贝尔毁掉了,他抢走了自己的姐姐,文尼莎将再也不属于她,而她和艾德里安也将不得不离开他们刚刚感受到幸福的戈登广场。她不断地挑剔他,吹毛求疵地指出他的各种缺点和不足,甚至还质疑他是否配和斯蒂芬爵士的女儿结婚……所有这一切都困扰着她,对她来说,美好的岁月永远是短暂的,她的一生似乎注定了要遭受坎坷与磨难。

1907年2月7日,文尼莎·斯蒂芬和克莱夫·贝尔举行了婚礼。在婚礼前夕,弗吉尼亚曾写道:“我恨她的离去,可我的确保持了相当好的脾气。”和弗吉尼亚一样,亨利·詹姆斯也对文尼莎和贝尔的婚姻做出了糟糕的评价,他曾在婚礼前去看望文尼莎,离开后在信件中写道:

不过,我想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看起来很快乐、热切甚至几乎是狂烈地恋爱着(在那栋充满死亡的房子里,哦,我的天!),我给她带了一个古老的银盒子(“放发夹的”),她提到你给了她“一套漂亮的佛罗伦萨茶具”。她显然喜欢后者,但是当我听到这话时,我抽搐了一下,磨着自己的牙。她和克莱夫将住在布鲁姆斯伯里的房子里,弗吉尼亚和艾德里安要在某个地方找套公寓住——顺便说一句,弗吉尼亚已经长成了优雅迷人的美貌,几乎到了“火辣辣的”份儿上。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可这一切太陌生和可怕了(指的是年轻人的那种饥渴的未来);我主要能看到的是鬼魂,甚至包括托比和斯特拉,更不用说亲爱的老莱斯利和美丽、苍白、不幸的茱莉娅了——这些年轻人(很自然地)这么兴高采烈地抛弃了所有的死者。

在文尼莎和克莱夫·贝尔结婚之后,弗吉尼亚和艾德里安在菲茨罗伊广场29号找到了一栋非常满意的房子,该房子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区之内,离戈登广场的距离十分适中,既不会使人感觉斯蒂芬姐弟成了贝尔夫妻的附属,也不会因距离太远而使弗吉尼亚和文尼莎不能经常见面。唯一的问题是房子周边的环境并不理想,有一些名声不好的下层居民散布在周围,为此朋友们都劝弗吉尼亚慎重考虑,维奥莱特更是持保留意见。不过,在3月下旬,当咨询过警察并得到警察的再三保证后,弗吉尼亚、艾德里安和厨娘索菲娅·法雷尔一起搬进了菲茨罗伊广场29号,开始了独立生活。

托比的死在给弗吉尼亚和文尼莎留下了无尽的哀痛,使她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同时,也对“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如果托比在世的话,“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会怎样,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毫无疑问的是,他的死确实使“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对其死亡的共同痛苦中得到了加强,他们全都因对他的记忆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托比去世时,弗吉尼亚发现,他的这些剑桥朋友们的同情与以往那些亲戚们令人不胜其烦的吊唁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头脑,也有良心,他们因托比的死亡而真正感到痛心和遗憾。利顿·斯特雷奇曾在给远在锡兰的伦纳德·伍尔夫的信中写道:

1907年5月24日

他的崇高辉煌!——这难道不足以使人在余生中一直穿上丧服——将生命看作一条荒凉的峡谷……

正是从这时起,托比的剑桥朋友与他的姐妹之间的障碍被彻底打破了,萨克逊·锡德尼特纳先生变成了萨克逊,斯特雷奇先生变成了利顿,他们继续拜访戈登广场,甚至还养成了轮流聚会于戈登广场和菲茨罗伊广场的习惯。自此,“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进入了第二阶段,他们往往还是在周四晚上聚会于戈登广场46号,但在周五晚上则转战菲茨罗伊广场29号,开始“星期五之夜”。“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在成立之初就具有松散性、流动性等特征,因而,在该阶段,又有一些新的成员逐渐加入进来,如邓肯·格兰特、梅纳德·凯恩斯、E.M.福斯特、罗杰·弗莱等。同时,弗吉尼亚在康沃尔的儿时玩伴、诗人鲁珀特·布鲁克、贵妇人奥托琳·莫瑞尔、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诗人T.S.艾略特等人都与“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之间时常往来。

从艾德里安1909年6月6日到7月16日之间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时期“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派对情形。

7月1日,星期四

我回家时顺道去了戈登广场,在那儿我遇到山羊,和她一起走回家。只有我们俩一起吃了饭,饭后我们等了好久才有人登门。萨克逊照例头一个到,不过很快就跟着来了诺顿,诺顿后面是詹姆斯和利顿·斯特雷奇。起初我们非常安静,都是弗吉尼亚和利顿还有我在说话,萨克逊保持着他的蛰伏状态,诺顿和詹姆斯偶尔相互耳语一句。后来文尼莎和克莱夫来了,还带来了邓肯·格兰特。这之后,交谈变得较活跃了。文尼莎和利顿坐在沙发上,就我听到的只言片语来说,他们在谈他跟詹姆斯的那种淫秽爱情。不管他们在谈论些什么,他们突然沉默下来,话题被陡然打断了,这让他们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文尼莎,我友好地为他们的快乐做了点锦上添花,问他们为啥停下来。不久,亨利·兰姆来了,他是从牛津回来的,他在那儿画一些肖像画。交谈进行得很顺利,尽管内容并不很有趣,直到大约11点半,科尔小姐来了。

她走过来坐在一张长柳条椅上,身边的地板上坐着弗吉尼亚和克莱夫。弗吉尼亚照例喜欢直截了当地恭维人,她开始就她的外表称赞起她来。“当然,科尔小姐您总是打扮得这么雅致。您看起来多么新颖,多像一瓣海贝。穿着这身雅致的服饰,您来到我们的泥泞靴子和烟雾之间,身上有一种这么优雅的东西。”克莱夫插话进来,说了一些更添油加醋的恭维话,然后开始问她为啥这么讨厌他,说任何别的年轻女士都会为他说的那些美妙话感到非常高兴,可她却对他这么严厉。弗吉尼亚在这里打断了他的话,“我想科尔小姐具有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性格特征,”等等。科尔小姐变得非常不开心和不自在;弗吉尼亚和克莱夫的过分夸张使人禁不住笑出声来,所有的交谈都被他们俩喧闹的双簧打断了,于是这个可怜的女人成了我们所有人瞩目的中心,变得手足无措。最后,话题被仁慈地转移了,弗吉尼亚和我交换了座位,可以说我施用了一些手段,设法收服了克莱夫。

詹姆斯和利顿·斯特雷奇走了,我们玩起一种文尼莎和克莱夫在弗莱士费尔兹(Freshfields)学会的荒谬游戏。游戏的原则如下:在半分钟内,能够用任何被给予的字母说出最多词汇的人将获胜。克莱夫拿着手表,让我们轮流来。给诺顿的字母是G,他从耶路撒冷(Jerusalem)和基督(Jesus)G的音标发音类似je,所以诺顿开了个玩笑,没说G开头的词,而是说了两个je开头的词,而且都和宗教有关,多少有亵渎宗教的意味。开始,恐怕这想必是给已饱受折磨的可怜的科尔小姐又增添了一种痛苦。我们都轮到了,文尼莎试图尽可能地冒险,她总是想说猥亵的话,当她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就会高兴得像个被宠坏的孩子。1点钟,科尔小姐走了,邓肯·格兰特大概在同样的时间离开了,当时刚展开一场关于邪恶的重要讨论,我不知道是谁引起的。很快,口才精湛的弗吉尼亚使自己成了辩论的中心,她用最强烈的感情表达最含糊的话,并准备好了要打断任何发笑的人。她的手段是机敏的,起初是颇让人不安的,因为当某个人小心地检验了她的论点并确凿地驳倒了它,她立刻就会热情地赞同他,说他确切地表达了她的观点。

这样的辩论蜕化成了单纯的造词游戏,于是被认为是很有趣的;这争论又让步给了逗弄萨克逊的游戏。他为自己的所有小怪癖而遭到戏弄和嘲笑,他始终一声不吭,只是偶尔露出一丝笑容。哪怕弗吉尼亚最大胆的俏皮话也没法刺激他说点什么,只要克莱夫在场,这些俏皮话不会不引起哄堂大笑的。最后,除了萨克逊以外,所有人都走了。萨克逊继续讨论去德国的不同途径,他已经从《库克旅行者手册》那儿获得了进一步的信息。然而,弗吉尼亚和我都那么困倦,我们设法以全然的冷漠撵走他。大概在凌晨5点黎明到来之际,我们睡觉去了。

从某些方面来看,早期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是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团体,那时的他们,无论在语言上,还是行为上,都还是有一定约束的。但是,无疑,进入第二阶段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在言论和行为上都有了一个快速的发展,“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以飞快的速度抛掉了原本的修道院风格。利顿在1908年写给伦纳德·伍尔夫的信中谈道:“你将看到我们全体现在是多么令人震惊的进步。没有任何事情是你不敢讲的,也没有任何事情是你不敢做的。”昆汀·贝尔曾在《隐秘的火焰: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一书中谈到一封1913年一位已婚的年轻女士的信函,她在信中感谢了一位年轻男子让她在乡村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周末,同时又询问了那位男士,在她离开后,他是否与和他一起的那两个青年做爱了,在信的末尾,她想起她的雨衣忘在了大厅,问那些同性恋者是否愿意给她带回伦敦。据弗吉尼亚称,在一次聚会中,当利顿看见文尼莎身上有一个白色的污点时,便直接问道:“精液?”文尼莎则在罗杰·弗莱加入的时候,对他说道:“你可以谈论我心灵最深处的或者身体最深处的品质而不会使我脸红,而且弗吉尼亚也同样能当着任何人的面说任何事物。”……以上种种皆表明,那时期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已将维多利亚时代迅速地、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他们蔑视一切陈规习俗,甚至对维多利亚时代讳莫如深的性问题直接发起挑战。

此外,作为20世纪英国进步思想重要策源地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在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思想进行抨击的同时,还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无情地进行了嘲讽和批判。其中最著名且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对当时英国最现代、最先进、最强大的“大无畏者”号战舰的恶作剧。1910年2月10日上午,弗吉尼亚、邓肯·格兰特、安东尼·巴克斯顿、盖伊·里德利、艾德里安等人在霍勒斯·科尔的带领下,决定装扮成阿比西尼亚亲王及其随从,去蒙蔽和骚扰英国海军一番,进而享受一次高规格的舰队之旅。据说,在此之前,他们本是想假扮成德国军官,前往德法交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制造出一起轰动的国际事件,但后来在艾德里安和其朋友霍勒斯·科尔的建议下,他们改变了计划。科尔事实上是这次行动的主谋,他是一位富家纨绔子弟,曾策划实施过多起恶作剧,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一次是他成功地假扮成阿拉伯国家的苏丹,对剑桥进行了隆重访问,并在市政厅获得了市长的正式接见。事后,科尔还把事实真相曝光给了《每日邮报》,引起了市长大怒,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而这次的“大无畏者恶作剧”可以说是科尔上次闹剧的翻版。

当天一大早,他们一行人便在菲茨罗伊广场的公寓中穿好衣服化好妆了。弗吉尼亚扮演的是阿比西尼亚的门达克斯王子,她戴着一个包头巾,穿着一件绣花的束腰长袍,腰间还悬着一条纯金的链子,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她嘴唇周围贴着的八字须和胡髯;艾德里安则充当弗吉尼亚的翻译,他也戴着一副搞笑的胡髯和一顶非常不合适的圆顶硬礼帽;科尔则冒充英国外交官员赫伯特·乔姆利;邓肯·格兰特等人则装扮成随从,他们都贴着小胡子,穿着宽大的长袍,戴着穆斯林式的头巾。待一切准备妥当后,他们便驾车前往伯灵顿车站,在那里登上了开往威茅斯(Weymouth)的火车。他们就这样,准备靠临时练习的寥寥几句非洲班图族的斯瓦希里语(用以代替阿比西尼亚语)、克拉克森先生的化妆用油和一身相当没有说服力的行头去击败英国海军的警惕性。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弗吉尼亚的表兄威廉·费希尔是舰队的中校,他认出艾德里安和弗吉尼亚的概率之高可想而知。但是,艾德里安则毫无顾忌,他认为揶揄海军是十分刺激的,尤其是看着费希尔家族出丑,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

当他们抵达威茅斯的时候,海军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仪仗队、管乐队、红地毯等应有尽有,一位舰队上尉还专门在他们的车厢门前恭候着。当他们被迎接到英国皇家海军舰船“大无畏者”号上时,舰队司令威廉·梅伊和舰队指挥官海军中校威廉·费希尔接待了他们,而当弗吉尼亚和表兄威廉·费希尔握手时,费希尔竟然没有认出她来。随后,在威廉·梅伊和威廉·费希尔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整个战舰,船长还就枪支、炮塔、测距仪、船上的医务室、无线电报室等对他们一一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而充当翻译的艾德里安则依照维吉尔或者荷马的诗句重复了这些介绍。直到参观完毕,他们的访问才宣告结束,最终,在海军的护送下,他们回到了威茅斯。

事情本该至此结束,对于此次访问他们本应缄口不提,但是和以往一样,科尔太渴望成名了,于是他私自找到报社,将这件事情透露了出去。很快,这件事情就成了《快报》和《镜报》等报刊的头条,轰动一时。虽然在时间的冲刷下,该事件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是斯蒂芬家族却并没有打算就此结束。艾德里安从他的堂亲哈里那里收到了一封严肃的谴责信,信中指出,虽然假扮苏丹访问剑桥是一个绝妙的玩笑,但是将一位海军人士——“一个有荣誉的人”当成笑话来恶搞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同时,弗吉尼亚也从多萝西娅·斯蒂芬那里收到了一封来信,信中称这是一次愚蠢的、粗俗的行为,她认为,弗吉尼亚的生活是完全无法令人满意的,她需要宗教。而威廉·费希尔和他的军中同僚则认为必须挽救海军的荣誉,于是他们对玩笑的实施者进行了肉体上的惩罚。

从表面来看,这件事情虽然只是一场闹剧,但是它却表明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对英国官僚体制腐败无能的嘲讽与抨击,同时它也体现了新的一代人对父辈、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挑战,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这是斯蒂芬家族的年轻一代对着姑父姨母们的传统圣典做出了轻蔑的手势。”而对弗吉尼亚来说,它似乎又具有了更多的意义。在《一个社交圈》这一短篇小说里,弗吉尼亚曾对“大无畏者恶作剧”进行了描述,虽然整个作品篇幅短小,但其主题却涉及男性荣誉、男性暴力和愚蠢等,这无疑加深了她日后的女性主义思想,也为其今后在《三个基尼》中批判男权社会的官僚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弗吉尼亚之后的小说《奥兰多》中主人公的性别改变或许也可以追溯至她这次异装成男性的体验。

概而论之,“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正如约翰·梅彭所言:

这一团体实际上是上层中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部分,它所攻击的是自己父辈的那些不堪忍受的陈旧观念。……他们因拒斥父辈的文化而统一起来,那是一种压抑人的礼教文化,服务于自负自满的帝国秩序。这个团体没有共同纲领。他们也没有宣言。不过他们共享着一种意识,觉得必须在整个家庭、知识、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进行革新。他们中许多人至少在早期认为,社会进步的动因和英雄不再是隶属维多利亚意识形态的高贵、尽职守责和道德狂热的父权制家长,而是富有敏锐审美力的“文明的个人”,具有训练有素的纯正品位,享有建立在不拘礼节基础上的一种现世的、在性方面不落俗套的优雅友谊。他们压倒一切的冲动是要突破陈规惯例,开辟出通往一个更宽松的、较少市侩化和残酷性的社会秩序的道路。……他们试图粉碎维多利亚式家庭和维多利亚时代强有力的、傲慢自信和充满迷信的文化。……他们尤其要抵制艺术和文学中的道德化。

总之,在托比去世之后,改变就这样发生了,不管是弗吉尼亚、文尼莎,还是整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都因托比的死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又都因对托比的共同记忆而紧密、坚固地联系在一起,定格在过去。

三、爱与成全:你我终将携手同行

此时,托比的去世和文尼莎的出嫁使艾德里安这位在故事中一直没有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成了弗吉尼亚的主要伴侣。从整体上来看,艾德里安遗传了父亲莱斯利在精神和体质上的基因,敏感而神经质,体格瘦弱且发育迟缓,因此,自小他便被戏称为“小矮人”。直到16岁时,他才开始发育,到了18岁,他竟然长到了6英尺2英寸,后来又一直长到6英尺5英寸。但身体上的急速成长似乎耗尽了他所有的体力,使得他在才华和智力方面都略显逊色。在剑桥,他被列入了三等生,并总是被当作哥哥托比的影子。艾德里安是家中最年幼的孩子,自小就得到了母亲无尽的宠爱和袒护,而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家里其他兄弟姐妹的排挤和嫉妒。或许正是出于此缘故,他自小就成了一位不愿与大众为伍的人,喜欢做出一种高傲而离群的姿态,因此,当剑桥知识分子们选择信仰G.E.穆尔的时候,他便拒绝追随这一流行的智性风尚,如同小时候,托比和弗吉尼亚创办《海德公园门新闻》时,他便选择创办另一份与之对立的期刊。

虽然弗吉尼亚和艾德里安之间的手足之情使他们确实真诚地爱着对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弗吉尼亚的认知中,艾德里安不是一个好的同伴,他“比我们所有其他人都小上15岁”,虽然事实上,艾德里安只比弗吉尼亚小18个月。弗吉尼亚在《记忆俱乐部》的文献中还曾写道:“我们是最水火不容的两个人。我们永远都在对抗,不是让对方火冒三丈,就是让对方沮丧到要死。”他们之间总是针锋相对,弗吉尼亚的异想天开往往会招致艾德里安那种斯蒂芬家族男性所特有的讲求实际的讥讽;她的热情也总是会被他无情地泼冷水;而她的争论也总是会招致他残酷的奚落……总之,在取笑和耍弄别人方面,他和弗吉尼亚都有着过人的天赋,而他的耍弄对象则往往锁定在弗吉尼亚身上。据说,索菲娅常常把家中的黄油做成小圆块,而当弗吉尼亚和艾德里安在辩论中论据不足时,双方便会如幼稚鬼般将这种黄油小圆块作为武器掷向对方,所以在菲茨罗伊广场的公寓中,这种黄油小块呈辐射状地到处散落在墙上。

显然,在搬往菲茨罗伊广场时,作为男性的艾德里安已到了足够照顾好自己的年龄,但是弗吉尼亚却成了令人担忧的对象。婚后文尼莎虽坚持经常探望她,并保持每天通信,但她确实已不能时刻在身边照顾她了,而艾德里安很明显还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因此,结婚似乎成了弗吉尼亚最好的选择,于是他们宣称“弗吉尼亚必须结婚”。

面对催婚,弗吉尼亚是抗拒的、愤怒的,她写信给维奥莱特:“要是没人叫我去结婚就好了。这就是粗鄙人性的爆发吗?我说这是令人作呕的。”如前文所述,弗吉尼亚长期以来所遭受的性侵犯和男性的压迫,使她终生都对婚姻及性存在着困惑和畏惧,尤其是乔治、杰拉尔德、莱斯利·斯蒂芬、杰克等男性对她的伤害,使她将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投向了女性,不管是在她的信笺中,还是日记中,似乎没有任何男性曾激起过她哪怕是最轻微的性欲望。她曾在《远航》中借雷切尔之口问道:“人为什么要结婚?”

然而,当日复一日地目睹着文尼莎的幸福婚姻时,弗吉尼亚对婚姻的敌对和抗拒情绪似乎开始松动了。或许就像年幼时她为了将自己的作家职业与文尼莎的画家职业联系在一起而坚持在一张高大的桌子前站着写作一样,这次她似乎又因文尼莎的幸福婚姻而勾起了结婚的冲动,她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对文尼莎的依赖、羡慕、崇拜和微妙的嫉妒之中。到了1907年,她对异性的态度已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虽仍谈不上有爱情的发生,但至少与异性的调情已确有存在。

沃尔特·海德兰是第一个与弗吉尼亚调情的男人,他生于1866年,其年龄已老到足够做弗吉尼亚的父亲了。他曾是茱莉娅的座上客,年轻时被茱莉娅带到过托兰德屋,而此时,他已是国王学院的研究员,是希腊文学研究者中德高望重的一位,同时还是一位严谨、细致的翻译家,当之无愧的诗人。仅从这些头衔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弗吉尼亚会被他吸引并与之调情了。弗吉尼亚自小就对希腊文学满怀崇敬,对文学艺术更是充满兴趣和热爱,因此,投身于文学艺术的沃尔特·海德兰很轻易地就能与她产生共鸣。而且,海德兰一直以来都对弗吉尼亚的天才极具信心,弗吉尼亚对其也充满信任。在托比死后不久,弗吉尼亚在给维奥莱特的信中提到,她要把自己所有未发表的作品都寄给沃尔特·海德兰,为的是能得到他“清醒的批评”;而沃尔特·海德兰则想把自己翻译的《阿伽门农》题献给弗吉尼亚,以感谢她“四年前写了寄给他的三页据他所知的最好的评论”。之后,他们两人更是经常通信、见面,当弗吉尼亚定期去看望姑妈的时候,便会去剑桥看望他,而他则会带她去柯文特花园看歌剧。对于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文尼莎和维奥莱特都是心存疑虑的,她们认为,沃尔特·海德兰在生活中或许有恋童癖。不过好在,1908年6月,沃尔特·海德兰突然死亡,于是这段含糊不清的恋情也随之消散,弗吉尼亚对他的突然离世似乎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伤心和悲痛。

如果说那时的弗吉尼亚在寻找合适的结婚对象的话,那么她身边的布鲁姆斯伯里朋友必定是其首选,不过,令人遗憾的是,那些最令她感兴趣的年轻人大多是同性恋者。萨克逊是伦纳德·伍尔夫认为最有可能和弗吉尼亚结婚的人,但事实上,弗吉尼亚几乎是完全不会考虑选择萨克逊做丈夫的。萨克逊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怪癖,感情上亦然。他曾和弗吉尼亚就其感情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事后,文尼莎·贝尔在给弗吉尼亚的信中写道:“看来你和萨克逊进行了一场多么稀罕的交谈。我没法相信那个温和的小亲亲是个真正的施虐狂或随便怎么个叫法。”因此,或许弗吉尼亚曾唤起过萨克逊的爱情,但无疑,弗吉尼亚对他并未产生过任何爱意。

邓肯·格兰特或许也会被认为是弗吉尼亚择偶的最佳人选之一。他当时就居住在菲茨罗伊广场22号,距离29号仅几步之隔,而且经常溜进29号串门。他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受人喜爱的年轻艺术家,纯真而迷人,才华横溢且颇具魅力。克莱夫和文尼莎都为之着迷,而他本身也非常喜欢贝尔夫妻,还认为弗吉尼亚富有才华,且“令人吃惊的漂亮”,每当弗吉尼亚听到邓肯对她的赞美和夸奖之后,也总是非常受用。不过,很明显,弗吉尼亚似乎从没有把邓肯对她的夸奖当真过,即使邓肯曾跟利顿·斯特雷奇说他也许愿意和弗吉尼亚结婚,弗吉尼亚也无动于衷。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弗吉尼亚的判断是正确的,邓肯·格兰特虽迷人,但却是双性恋者,后来文尼莎与他同居,并生下私生女安吉利卡,对此后面再进一步细述。

不过,当时弗吉尼亚最中意、最想嫁的人却是利顿·斯特雷奇,而利顿似乎也有娶她之意。弗吉尼亚和利顿的关系是十分微妙且复杂的。利顿是个同性恋者,对此,文尼莎曾说过:“相比于我所认识的其他人,我更愿意让利顿做我的妹夫,但是我能想到的实现这事的唯一办法就是如果他爱上艾德里安——即便那时艾德里安可能会拒绝他。”然而,弗吉尼亚似乎是愿意接受这一点的,或许这与她一贯对性行为的胆怯和恐惧有关,同性恋的身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令她安心。而且,他们两人的作家职业又使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利顿既是与她惺惺相惜、趣味相投的朋友,又是她的对手,她既爱他,又对他心生嫉妒。克莱夫·贝尔曾将利顿的一些诗作寄给弗吉尼亚品读,她在读后写道:

的确,它们是精致的,我这儿有一本较不出名的维多利亚时代诗人的小诗集,也不过如此。但是(你大概巴望着那个“但是”,还可能会喜欢它),出于一种坦率,我没法像我应该的那样尽量热烈地称赞它;当我谈到他措辞恰当时(不知何故,我想,当一个真正的诗人本会表达自我的时候,它们却躲开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穷凶极恶的月份”“难以想象的静谧”“神秘的安逸”“无与伦比的幽暗”,当我读到这些词时,我犹豫了;我朗读了它们,不觉得面对的是清新的溪流。不过话说回来,我是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一个心怀嫉妒的同时代人,我看到的也许是工具留下的印迹,朱利安(即下一代人)将会在那儿看到完整的形状。有时我想,利顿的心思太柔顺,太喜欢讨好人了,永远没法写出持久的东西;他的资源是无限的。心怀嫉妒——那是无疑的!

幸而,在弗吉尼亚心中,任何时候,她都重视才智更甚于一切,她相信利顿于她来说会是一位在才智上令她钦佩的丈夫,他们的婚姻会因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而产生一种竞争动力,从而逐渐演变成真正的、一致的、感情深厚的婚姻关系。因此,当1909年2月17日,利顿在菲茨罗伊广场29号向她求婚的时候,她欣然接受了。但是,遗憾的是,求婚后,利顿立刻就退却了,他马上意识到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开始对弗吉尼亚的性别感到恐惧,仅仅只是在头脑中想象与弗吉尼亚这样一位拥有童贞的处女接吻都是令他惊恐的。他意识到自己想借弗吉尼亚来逃避自己复杂的私生活的办法是可耻的,是行不通的。对此,敏感的弗吉尼亚似乎也意识到了,所以,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她便以一种通情达理的温婉方式帮他摆脱了窘境,他们二人和气地解除了婚约,成全了彼此。无疑,此次求婚继而退婚的经历是令弗吉尼亚伤心和失望的,但同时它也进一步加深了她对爱情、两性、婚姻等问题的思考,这一切都将在其被认为是考察她独特婚姻心理的最佳文本《远航》中有所呈现。

细数弗吉尼亚身边的异性朋友,最完美、最符合世俗婚姻标准的人选其实是爱德华·希尔顿·杨。他生于1879年,比弗吉尼亚大3岁,长相英俊,脾气极好,且颇具天赋,具有一切美好的品质。而且,他的家世可以说是和弗吉尼亚门当户对,希尔顿自小就与斯蒂芬家相识,并经常与斯蒂芬家兄妹们一起在肯辛顿花园玩耍,来往密切。其父亲乔治·杨爵士是莱斯利爵士的好朋友,他和莱斯利爵士一样,是老一代纯正维多利亚人中的佼佼者,任职于皇家委员会,曾著有一本关于荷马和希腊语重音的研究书籍。希尔顿可以说是他父亲的翻版,年少时,曾和父亲一样在剑桥当选学生俱乐部的主席,大学毕业后,攻读了法律课程,后来在社会中,凭借战争和政治为自己赢得了声望,最终获得了贵族头衔和一系列勋章,曾发表过几本值得称道的散文和诗歌。但是,这种成功在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成员的眼中则似乎有点过于世俗化了,不过他们还是很尊重他的。希尔顿·杨一直以来都对弗吉尼亚很有好感,但这种好感显然还算不上是强烈的爱,他曾作为弗吉尼亚的爱慕者,频频向其大献殷勤,但是弗吉尼亚总是觉得他不够灵动,或许是他太过完美,以至于弗吉尼亚总觉得他无趣了些。在利顿求婚又退婚后的5月份,希尔顿在剑河的一叶扁舟上向弗吉尼亚求婚了,但是弗吉尼亚却以自己非利顿不嫁为由拒绝了他。

此外,在弗吉尼亚的所有爱慕者和求婚者中,还有两位值得一提。沃尔特·兰姆是克莱夫的一位好友,曾就读于三一学院,是戈登广场和菲茨罗伊广场聚会中的常客,他倾慕弗吉尼亚已久,一直渴望能与其进一步结交。终于在1911年7月的时候,他邀请了弗吉尼亚一起去游览了里士满公园,事后,弗吉尼亚曾写信给文尼莎描述了此事的经过。

菲茨罗伊广场南29号

星期五

心爱的:

写信是一种伟大的奉献,因为天气非常热。

我们昨天完成了了不起的远征。它太古怪了。首先,它颇不自然;我们躺在树下,讨论了贝德福德广场的计划。然后我们一起散步,他开始悲叹高尚的心灵实在太少了,我们抽象地讨论了爱和女性。最后他坐下来,说:“你愿意告诉我你是否谈过恋爱吗?”我问他知不知道利顿的事。他说:“克莱夫跟我讲了很多(这惹火了我,但没辙)。”于是我说,如果他确实想知道,不是出于好奇的话,我愿意告诉他这事。他说他想知道我的感受,乐于倾听一切。我对他说了大概。于是他说:“你愿意照普通人的方式生孩子、谈恋爱吗?”我说:“愿意。”他说:“我真的非常喜欢你。”我说:“但你不是很开心吗?”他说:“有如此令人不快的复杂因素。”我问:“哪些?”他说:“你住在一个黄蜂窝里。另外,婚姻是那么的麻烦——你愿意让我延缓一下吗?别催促我。”我说:“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我们不会是朋友——或,为啥我们要做出改变,搞得激动不安。”他说:“能保持现状当然最好。”

然后,我们继续东游西逛;我猜想因为他拿不准我的感受,他觉得不能让自己就这么坠入爱河;他也对我的部分性格特征感到迷惑。他说,我把事情织成网,可能会突然因为他犯了错而对他大发雷霆。我承认自己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事,还有虚荣以及一切我的恶习。他说为了举例说明我的缺点,克莱夫已经跟他讲了些可怕的故事。(天啊,别把这话告诉别人)我说我喜欢他,认为我们会是朋友。我试图把这一点说清楚。然后他谈了许多有关你的事——你既高贵又非凡——你使他惊惧——他想跟你说话,他对你怀有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爱,等等。在那之后我们谈的都是些普通话题——就他的痛风症谈了很多——然后喝了茶,回家,去歌剧院。那儿有一大群受过教育的家伙——桑格夫妻、福斯特、鲁珀特、凯、詹姆斯、伍尔夫,等等。沃尔特步行到我家,进来喝了点什么,因为艾德里安不在。他又开始谈我们的关系,说到了秋天,他想住得离我近些,但是没说太多。这让人挺不自在,因为他总想弄明白我的感受,而我只能谈论友谊的美好。当然,我比过去对他喜欢得更多了,因为他相当坦率,确实能感受到许多东西(除非我太虚荣了,没法做出判断)。可事情就这样处于一种不舒服的状态之中。9月份他想来菲勒。我的确喜欢他,但是要进行许多冗长的对话的前景让我感到颇为丧胆。他身上有一种让人哀怜的东西。他非常害怕自己出丑,然而知道自己的小心有点荒谬。我想我已经把自己所能记得的都讲了——至少讲了要点。无疑,我大概是不会再写别的信给你了。喔,罗杰把我骂死了!精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印象派时代。就你寄给我的那封,你不配收到任何问候信!顺便说一声,在我们被打断之前,沃尔特最后说的一件事是,他不能任由我犯哪怕一个错。“作为妻子也不行吗?”我问。“不,作为妻子也不行。”在我看来,他爱上了我,但你别声张。

我在履行约定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艾丽没回音,我想她一定已经写信去菲勒了。如果她阻止我,我也许会下周四或周五来过夜(指吉尔福德,文尼莎养病的地方)(如果你邀请我的话)。卡斯周一过来,没说待多久。然后萨维奇周四要见我,我同意周三见。琼·托马斯大怒不已——猛地挂掉了她的电话听筒——因为她以为我正设法推掉跟她的饭局——萨克逊已经为拜罗伊特而心绪不宁了。就像沃尔特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黄蜂窝。他指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让他苦恼的迷宫的中心,他问及哈里、罗杰和德斯蒙德。他问如果我结婚了,是否还会跟别人调情。我说:“不会,如果我爱我丈夫的话。”可那是冒失的。

你好些了吗?这炎热伤着你了吗?吃午餐时,我拿你跟南美的森林,跟睡在树下的黑豹相比。我还描绘了一番有关我们的爱的激情景象——你对我的爱,我指的是。

你的B.

在这封冗长但却充满趣味的信中可以看出,沃尔特的追求是徒劳无果的,弗吉尼亚虽已感受到他对她的爱慕,但是很明显,他没有激起她心中任何情感的涟漪,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由此引起的对克莱夫的愤慨罢了。沃尔特的追求最后以闹剧收场,克莱夫、沃尔特和锡德尼·沃特路就谁搬弄了弗吉尼亚的是非这一问题而卷入了一场三角争论。

到了1911年11月,锡德尼·沃特路向弗吉尼亚表白了。沃特路也是布鲁姆斯伯里的常客,他与贝尔夫妻的关系尤为密切,他曾在其日记中写道:“和克莱夫·贝尔夫妻一起吃饭;多么大的解脱和变化(从竞选中)。除了弗吉尼亚·斯之外没有别人。我们的交谈开始变得真的亲密起来。文尼莎觉得他们圈子里的鸡奸很逗乐。我从一开始就看出了她和弗吉尼亚之间的不同。文尼莎为人冷淡,玩世不恭,有艺术家天赋。弗吉尼亚更情绪化,更感兴趣的是生活,而不是美。一个美好的夜晚。”和沃尔特一样,他也很快遭到了弗吉尼亚友好而决绝的拒绝,不过他对弗吉尼亚的情感似乎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遭到拒绝之后,他的热情便也瞬间消散了。

事实上,除了利顿、希尔顿·杨、沃尔特等诸多求婚者和爱慕者之外,弗吉尼亚还有一位危险且令人不安的爱慕者与调情者——克莱夫·贝尔。在谈到弗吉尼亚与姐夫这段持久而热情的“不伦之恋”前,我们有必要再进一步谈及她与姐姐文尼莎的关系。在前文的叙述中可知,文尼莎一直以来都是弗吉尼亚最“亲密的同谋”,两姐妹曾一起为获得些许自由而联手对抗父兄的压制;曾一起为争取绘画和阅读的权利而奋起抗争;曾一起为从阴郁、压抑、悲痛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而对抗外部压力,果断迁往布鲁姆斯伯里,正如简·丹在《亲密的同谋:文尼莎·贝尔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书的扉页中形容斯蒂芬两姐妹的血脉深情时所写:“当你打算深入了解弗吉尼亚·伍尔夫,无论你到哪里——翻开她的日记、她的书信或是小说——总有文尼莎。而文尼莎每当面临深刻的绝望并进而对自身的存在产生怀疑时,也总会转向弗吉尼亚。”在弗吉尼亚的小说中,她不仅塑造了大量画家、艺术家的形象,还直接以姐姐为原型塑造了大量女性角色:长篇小说处女作《远航》中那位特立独行、果断自信、美丽浪漫,充当了与作家同龄的女主人公雷切尔教母角色的海伦·安布罗斯的原型就是文尼莎·贝尔;《夜与日》中,出身于知识贵族之家、端庄优雅、美丽聪慧,但却要被迫扮演维多利亚时代茶桌边的淑女以隐匿自己对数学研究的渴望与爱好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希尔伯里的处境,就是当年文尼莎的处境;《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虽是以弗吉尼亚的母亲茱莉娅为原型勾勒的肖像,但由于茱莉娅去世时,弗吉尼亚年仅13岁,因此小说中对拉姆齐夫人的母性气质以及其在大家庭中作为精神核心的地位描写,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姐姐文尼莎为原型,而小说中的另一位重要女性,即作为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艺术家代表的莉丽·布里斯科身上,则既融会了作家自身作为新一代知识女性对家庭天使角色的反思,又表达出她对姐姐的深切同情,因为莉丽对职业身份的焦虑以及在社会偏见与性别压力下苦苦奋斗的处境,正与文尼莎相同;同样,《海浪》《岁月》甚至《弗拉西》等作品中都存在着文尼莎的身影。弗吉尼亚终其一生都爱她的姐姐胜过任何人,她们的关系就如同“蜻蜓围绕着睡莲在飞”。

因此,当文尼莎和克莱夫结婚时,弗吉尼亚虽痛恨克莱夫抢走了自己的姐姐,但其与姐姐的关系在实质上并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她们经常探望彼此,几乎每天都见面,不见面时则会每天通信,她们还一起去了巴黎,畅想将来要找一栋可以共度夏日假期的乡村别墅……然而,1908年2月,随着贝尔夫妇的长子朱利安·贝尔的出生,以往的平衡局面被打破了。孩子的出生激发了文尼莎身上潜藏的所有母性,她骄傲地沉醉在年轻妈妈的角色之中,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孩子的一切活动都能时刻引起她的过分关注,于是,孩子逐渐成了她全部生活的中心,任何其他的人或话题都排在了孩子后面,姐妹之间日常的交流和慰藉就此被破坏掉了。这在弗吉尼亚看来是不可理解、难以接受的,她虽然也深爱朱利安,但是她不明白一个婴儿怎么能使文尼莎觉得他和一个成年人一样重要,突然之间,她觉得自己成了姐姐那充满母爱的“无比幸福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外人。同样,此时的克莱夫也被这个新生儿的到来扰乱了生活。虽然,在很多方面克莱夫确实是一位出色的父亲,但是在不会开口说话,无法直接交流的婴儿面前,他却总是手足无措,一种深深的挫败感油然而生。而且,对生活有着精致追求的他讨厌脏乱,新生儿的撒尿、呕吐、流口水和哭闹吵嚷都使他不胜其烦,所有这一切都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故而,此时的弗吉尼亚和克莱夫在此事上达成了共识——他们遭到了文尼莎遗弃,他们都嫉妒那孩子。

怀着共同的被背弃和遭到背叛的感受,弗吉尼亚和克莱夫结成了同盟,他们总是在相互陪伴下,尽可能地一起逃离出家门,以躲避那令他们恐怖的吵闹和啼哭。他们总是长时间漫步在乡间,谈论书籍和朋友。通过日渐深入的交流,弗吉尼亚慢慢对姐夫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丰富的艺术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深感钦佩。而克莱夫,很显然从来没有否定过弗吉尼亚那出众的才情和靓丽的外表,此时或许在文尼莎的映衬下,更显得生机勃勃、美艳动人了。因此,在与文尼莎结婚十四个月之后,克莱夫与弗吉尼亚陷入了一种充满诱惑的调情之中。

据昆汀·贝尔分析,弗吉尼亚并不是真正爱上了克莱夫,她之所以陷入与克莱夫的调情仅仅是因为她太爱文尼莎了,以至于她出于微妙的嫉妒和报复心理,渴望插足文尼莎和克莱夫那种将其排斥在外的夫妻关系之中,破坏他们那令人陶醉和幸福的小圈子,这样,她便得以刺激姐姐,以宣泄自认为被冷落到一边的心理,进而再次夺回文尼莎。正如其在《伍尔夫传》中所写:“她体味着姐姐的幸福生活,就像一个站在冷冰冰的人行道上的人,羡慕地透过窗户看着室内那种愉快的、炉火熊熊的亲密生活。”因此,如今的情形对她来说似乎是结束这种痛苦的最好时机,1907年10月,她曾写道:“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把他和她分开。”

然而,另一方面,克莱夫却是真真切切地陷入了对弗吉尼亚的深深迷恋之中,一时不能自拔。他们总是以语言和书信的形式你来我往地调情,一次当弗吉尼亚从圣埃夫斯回伦敦时,忘记带自己本想在火车上读的《约翰·德莱恩传记》了,而克莱夫为了向其献殷勤,便跑回去为她取这本书,然后追赶开动的火车,试图把书塞进她所在的车厢,结果由于跑得过快而滑倒摔伤了自己。之后,他便在信中写道:“我不会提到那些为你效劳时所赢得的光荣的伤口……”而弗吉尼亚则半带嘲笑地表示了怜悯:“你提到裹着绷带的双手和伤残的膝盖,使我的眼中溢出泪水,我的脸颊添了绯红。”克莱夫还曾写道:“还记得我们谈到过亲密关系和生命中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吗?我们曾达到那样的巅峰吗?”“在罗斯沃尔之巅,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想做的事就是亲吻你。”弗吉尼亚则回应道:“你用半吞半吐的暧昧句子来折磨我?……尽管我们没有接吻(我是愿意的,还给过你一次机会……)——我想,我们‘达到了那样的巅峰’,照你的说法。”就这样,弗吉尼亚和克莱夫在双方的花招和反花招之间继续着他们的调情“游戏”。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不可避免的争吵与烦恼,弗吉尼亚既不表示接受克莱夫,也不离开他,而克莱夫则被她挑逗得时而恼火、时而高兴,同时还常常伴随着挫败和恼怒。如在一张1935年6月17日寄给克莱夫的明信片上,弗吉尼亚写道:“就是在如今用十字标记出的地点,1908年9月,克莱夫·贝尔和他的小姨子吵了起来。就在那儿的橘子花下,我流下了难忘的眼泪。”

弗吉尼亚和克莱夫这种长期混乱的关系无疑对文尼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姐妹两人并没有因此事而出现任何激烈的争吵,但是无疑文尼莎一直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直到1910年,随着罗杰·弗莱的出现,文尼莎、克莱夫和弗吉尼亚这段三角关系的“恋情”才逐渐告一段落。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艺术批评家,首推罗杰·弗莱。1910年,刚刚辞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油画厅主任一职返回英国、出任艺术刊物《伯灵顿杂志》编辑的弗莱以深厚的艺术史造诣、独到的艺术鉴赏眼光和高雅的审美趣味迅速成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精神导师和美学核心。克莱夫对于与弗莱的结识充满着兴奋和感动,他认为弗莱是他离开剑桥之后遇到的最出色、最优秀的人。1910年11月和1912年10月,弗莱先后在伦敦格拉夫顿美术馆举办了两次后印象派画展,激起了英国社会的巨大波澜,弗莱由此遭到了习惯于传统绘画的英国公众的唾骂,但同时也获得了一大批急于突破陈规、呼应欧陆艺术新风的追随者的支持,其中克莱夫和文尼莎就是其最热烈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1911年4月初,在罗杰·弗莱的影响下,文尼莎、克莱夫在布鲁塞尔与罗杰·弗莱和一位剑桥数学家H.T.J.诺顿碰头,前往拜占庭艺术之乡——君士坦丁堡。和上次希腊之旅一样,文尼莎刚到布鲁沙就病倒了,并屡次昏厥。布鲁沙地处偏远,距离君士坦丁堡要一天的行程,当地除了一个药剂师之外别无其他医师。虽然克莱夫在给弗吉尼亚的信中尽量让其安心,但是弗吉尼亚还是从信件的言外之意中读出了担忧,她害怕这会成为1906年希腊之旅噩梦的延续,因此她不顾一切,只身穿越欧洲前往那里与姐姐相聚。到了那里,她发现情况确实很糟糕,诺顿濒临绝望的边缘,克莱夫则处于一种担忧和无能为力的激动情绪中,只有罗杰还保持着镇定,指挥着大局。正是在弗莱周全的安排和合理的统率下,他们才能在文尼莎逐渐恢复的同时,还可以带着相当可观的绘画、陶器和织物收集品成功地返回英国。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弗吉尼亚得以真正了解弗莱,被他充满才华和魅力的理念所吸引和震动。

返回英国后,弗吉尼亚被弗莱深深地吸引了,而弗莱无疑也从一开始便认定弗吉尼亚是个天才。不过遗憾的是,他们的热情受到了弗莱婚姻的限制,因为他有一位因疯病而住进了精神病院的妻子。这时,文尼莎与克莱夫的婚姻也由爱情逐渐演变为友情,她似乎已不再会因为克莱夫与妹妹的调情而痛苦了,她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罗杰·弗莱那里。而这时,克莱夫对弗吉尼亚的热情也逐渐走向了冷淡。总之,贝尔夫妻关系的破裂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姐妹俩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也使弗吉尼亚不必再时刻羡慕姐姐幸福的爱情和完美的家庭了,此时,她终于可以将目光从姐姐的婚姻中转移开来,认真考虑自己的婚姻了。

1911年6月,从锡兰回来休假的伦纳德·伍尔夫再次回到了布鲁姆斯伯里。伦纳德·伍尔夫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辛德尼·伍尔夫是一位法庭律师,母亲玛丽叶·德·琼恩是一位极富想象力且敏感的女性。伦纳德是家中十个孩子中的老四,极受父亲的宠爱,然而12岁时,由于父亲死于肺结核而家道中落。父亲的早逝和童年的创伤使伦纳德身上独具一种忧郁气质。随后经过不懈的努力,伦纳德在剑桥三一学院毕业后,前往锡兰寻求发展。如今,距离伦纳德·伍尔夫离开已7年之久,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殖民地公务员了,他的工作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前途一片光明。然而在这期间,与过去黄金般的剑桥岁月相比,蛮荒之地的残酷行政生涯也使他发生了很多改变,长期与那些被他称之为“由堕落分子和智力低下的人组成的愚蠢的堕落圈子”打交道,使他逐渐消磨掉了以往那种剑桥年轻知识分子身上所特有的傲慢,对于一切,他似乎都能宽容待之了。不过,当他再次回到布鲁姆斯伯里的时候,再次近距离地接触以往那些才华横溢的朋友,参加那些具有高度严肃性的智性交流时,他感到自己又可以无拘无束起来了,殖民地行政官员的那套矜持和保留暂时被抛到了一边,他轻而易举地重新融入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氛围之中,开始了令人振奋的假日消遣。

7月3日,伦纳德在戈登广场和克莱夫、文尼莎共餐,饭后,他见到了弗吉尼亚。几天后,弗吉尼亚写信给伦纳德,邀请他到她“位于南唐斯的小村舍”来共度周末,但由于伦纳德已有约在身,因此,他没有接受弗吉尼亚的此次邀请。不过之后,他斗胆以此次邀请为理由,提醒弗吉尼亚再次向其发出邀请。9月16日,伦纳德、玛乔里·斯特雷奇、德斯蒙德·麦卡锡一起在那儿度过了愉快的周末。也正是在那时,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发现彼此在一起交流的时光是那么令人愉快。

在这之后,伦纳德成了戈登广场和菲茨罗伊广场的常客,他总是想方设法地出现在弗吉尼亚身边。11月,当弗吉尼亚从菲茨罗伊广场搬往布朗斯威克广场38号时,伦纳德也被邀请来同住,他被安排在顶楼的两间房子里,承担每周35先令的房租。弗吉尼亚住在三楼的房间里,艾德里安在二楼,一楼则租给梅纳德·凯恩斯作为临时住所,邓肯·格兰特也可以把它用作画室。这样的安排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合理而完美的,但在当时却是招惹非议的。乔治自然是最先反对的,他认为弗吉尼亚是绝对不能与三个年轻的单身男性同住的。不过,文尼莎却反击道:“喔,绝对没事的,乔治,你瞧,它离弃婴堂多近。”乔治的意见,其实弗吉尼亚并不在意,她真正在意的则是她曾经最好的朋友维奥莱特的意见。维奥莱特认为弗吉尼亚的这一行为太过火了,“茱莉娅不会喜欢这种事”。尽管弗吉尼亚一向珍视和尊重维奥莱特的意见,但是这次她选择了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生活。维奥莱特曾是弗吉尼亚最喜欢的女性朋友,而这一事件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她与维奥莱特之间过往激情的最终消散。

在1911年的最后三个月中,伦纳德与弗吉尼亚之间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他逐渐发现自己深深地爱上了弗吉尼亚,而弗吉尼亚显然也是喜欢他的。1912年,新年伊始,伦纳德前往萨默赛特与牧师同住,在乡下牧师住宅的宁静中,他认真思考了他与弗吉尼亚的关系,并最终决定,他必须要向弗吉尼亚表明爱意了。1月10日,他向布朗斯威克广场发了一封电报:“明天,星期四,我得来看你,占用一小时的时间。我将于12点50分抵达伦敦,5点离开,如果我能来布朗斯威克广场的话,可以在那时见到你吗?伦纳德。”幸运的是,他顺利见到了弗吉尼亚并向她求婚,弗吉尼亚并没有当场拒绝他,但是却表示她需要时间去考虑。事实上,早在1909年利顿·斯特雷奇与弗吉尼亚退婚之际,利顿就曾写信给远在锡兰的伦纳德·伍尔夫,建议他取代自己,向弗吉尼亚求婚。当时伦纳德对此完全没有自信,他回信问道:“你认为弗吉尼亚会接受我吗?如果她接受了就给我发电报。我将乘下一班船回来。”遗憾的是,当时弗吉尼亚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在伦纳德求婚后的当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夜不能寐,于是便给弗吉尼亚写了一封真挚而诚恳的信。

大榆树教区长住宅

弗罗姆

萨默塞特

1912年1月11日

我亲爱的弗吉尼亚,我得在睡觉前给你写信,我想,我也许能更冷静地做出思考。

我今天下午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我还没有完全回忆起来,不过我确信,你知道为什么——我指的不仅是我爱上了你,还包括那种跟不确定性一起驱使一个人做这些事的东西。也许我错了,因为在这星期之前,我一直不想告诉你,除非我确信你爱上了我并会嫁给我。我当时想你喜欢我,但仅仅是喜欢而已。我从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爱你,直到我们谈起我回锡兰的事。那之后,除了你之外我没法再想别的事。我陷进了一种无望的不确定之中,你爱我吗?你会永远爱我乃至喜欢我吗?天啊,我希望自己再不会经历发电报前在这儿度过的那段时间。我一度写信给你,说下周一我想跟你谈谈,但是我觉得,如果一直等到那时才见你,我会疯掉的。于是我发了电报。我知道你会告诉我你的确切感受。你正是我所了解的你,如果过去没爱过,现在我爱了。我爱你不是(的确不是)仅仅因为你那么漂亮——尽管那当然是个重要原因,也理该如此;而是因为你的头脑和你的性格特点——在那一点上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你不信这话吗?

现在,我会无条件地做你想让我做的任何事。我认为你不希望我离开,可如果你想的话,我会立刻走。如果你不想,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继续相处——我想我能做到——然后,如果你的确觉得你会爱我,你就告诉我好了。

我几乎不知道是不是在说我想说的,或我感受到的;我累坏了。一场浓雾笼罩着整个萨默塞特,火车晚点了,从车站到住宅我不得不慢慢走上三英里。

你难道不觉得,沃尔特的到来几乎证明了神的存在吗?

你的伦纳德

第二天,他怀着忐忑和焦躁不安的心情又写了一封信:

……我会尝试着写下那些话,当你在那儿时,要想冷静、不动感情地讨论它们是那么难。我想,我也不至于自私到没法从你的角度看待这事。从我的角度,我现在确信,且不说爱情……为了娶你将是值得冒一切风险的。当然,那就是——从你的角度——昨天你在继续说的问题,也许你该这么做。在火圈之外,比起我这个火圈之内的人,你做起决定来应该能好得多。天啊,我知道和任何人结婚的危险性,无疑也包括我。我自私、嫉妒、冷酷、贪婪,是个撒谎者,可能还要更坏。我已经一遍遍地对自己说,因为这些,我将永远不会和任何人结婚,主要是因为,我想,跟一位低于我、会渐渐以自己的低劣和谦卑惹火我的妇女在一起,我感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控制住这些……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这种危险就变得小多了。你可能是个虚荣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不诚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可比起你别的品质(高贵、才智、机灵、美丽和直率),它们就什么都算不上了。归根结底,我们也喜欢彼此,我们喜欢同样的事和人,我们都是有才智的,尤其是,我们所理解和重视的是现实……

对此,当时正在赶火车的弗吉尼亚匆匆回信道:

我真觉得没话可说,除了我愿意照以前一样生活;还有就是你该给我自由以及我该做到诚实。至于缺陷,我预料我的也一样糟——也许更不高尚。但是当然,它们其实不是问题。我已经决定对此完全保守秘密,除了文尼莎之外;我已经要她保证不告诉克莱夫了。我告诉艾德里安,你来是为了一份答应给你的工作的事儿。

这件事就这样被暂且搁置了下来,弗吉尼亚一直拿不定主意,她既没有明确地表示拒绝,同时也没有要答应的迹象,但这却将伦纳德推向了尴尬而艰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对锡兰的感情与他对弗吉尼亚的感情两者纠缠在了一起,使他面临情感上的取舍,因为那时,他已经通过一部小说即《丛林里的村庄》(A Village in the Jungle)开始关注那个岛国和它的人民了,有时他甚至幻想自己可能会把余生都奉献给锡兰这个偏僻的小岛,成就自己的职业梦想;但另一方面,他对帝国官僚机器的反感和厌恶使他对于自己是否还应该作为大英帝国的代表返回殖民地感到困惑,更令其困扰的是,他无法想象在没有弗吉尼亚的情况下返回锡兰。同时,他还面临着休假即将结束这一不争的事实,因此,一切迫在眉睫,不论如何,他必须要做出决定了。

而此时,弗吉尼亚的情况似乎也没有好到哪里,相较于以往其他人的求婚,此次伦纳德的求婚似乎对她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很大。1月底,她病倒了,又一次神经性疾病的发作使她被迫回到了特威肯哈姆看护所,而伦纳德则被告知,近期他将不准去看望弗吉尼亚,而且也不能写信给她。直到2月底,他们之间才有了通信,那时他收到了一封充满古怪、疯狂语气的信件,在信中,弗吉尼亚称:

将跟你讲讲那些疯子的精彩故事。顺便提一句,她们选我做了国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召集了一次秘密会议,发表了一篇关于基督教的宣言。我还从事了别的冒险,也遇到了一些灾难,是太过热情和寻根究底的性格带来的结果。我既回避爱也回避恨。现在我感到非常清醒、冷静,行动缓慢,就像动物园的巨兽之一。编织活计拯救了生命;艾德里安也对它产生了好感。令人惊奇的是它把斯蒂芬人变成了撒克逊人,那个可怜的老怪物觉得自己被模仿了,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他怀疑我们抱有恶意。

今天,利顿来喝了茶,他很迷人,接受了我对剑桥生活和使徒们的全部指责。他实际上赞同我,认为炉前的地毯腐烂了,那些鲸鱼散发着怪味。我说你也同意,他在灯光里哼唧着。

……我得出去寄这封信了。我拿到了5先令,我打算用这些钱买巧克力和安眠药水,如果店开门,我避开了骚扰的话。我不想要安眠药水——无论如何。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封信都不是一封令人满意的信件,信中透露出的疯癫语气似乎会使任何一位稍有私心的求婚者止步不前,但是伦纳德不同,他确实是真心实意爱弗吉尼亚的,他能接受她的一切。2月14日,他写信给殖民地大臣,询问是否可以将休假延长四个月,但得到的答复却是,除非表明原因,否则不予批准。于是,4月25日,伦纳德破釜沉舟般地递交了辞呈,就像他在其自传中承认的那样,“对于正确和得当的事情,我是一个坚持的人”。但是此时,他与弗吉尼亚的感情不仅没有明朗化的倾向,反而还出现了急剧恶化的态势,因为伦纳德觉得弗吉尼亚的心里好像对他有敌对的看法,而且她告诉文尼莎,她也许永远不会嫁人。随后在4月29日,伦纳德在万般焦躁不安中又给弗吉尼亚写了一封冗长的信件,信中可以看出伦纳德徘徊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备受煎熬。

这就是现在让我烦恼的事儿,有时把我朝两个方向撕扯——因为我不会让你嫁给我(虽然我爱你),如果我认为它会给你带来任何不快的话。确实如此,尽管你仅仅一句话就比最大的肉体疼痛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伤害,你告诉文尼莎说你也许永远不会嫁人……

就在这封信件寄出的同时,伦纳德收到了一封殖民地官员的信件,信中提出了一种方案,意味着他的休假延期是有被批准的可能的。收到信件的伦纳德立刻又写信给弗吉尼亚,希望在给殖民地官员回信前可以和她谈谈。这时的弗吉尼亚则就此回复了一封真诚、恳切但同时又充满疑虑的信件:

……你在毁掉一种怎样的前程!(她回答,然后继续说)

在我看来,好像我给你带来了很多痛苦——有些是以最不经意的方式——所以我应该尽可能地对你直截了当,因为我常常怀疑,你身处在一片我根本看不见的雾中。当然,我没法解释我的感受——它们就是折磨我的事情的一部分。婚姻那些显而易见的好处挡住了我的路。我对自己说,无论如何,你和他在一起会很开心;他会陪伴你,给你孩子和一种忙碌的生活。然后,我说,老天作证,我不会把婚姻看作是一种职业。仅有的知道这事的人都认为你我很相配;那使我越发细究起自己的动机来。于是我当然有时会对你那种渴望的强度感到恼火。可能你的犹太人民族性在这一点上也起到了影响。你看起来那么陌生。于是我变得极其不稳定。我在刹那间从热到冷,没有任何原因;除了我猜想是纯粹的肉体上的挣扎和疲竭左右了我。

我所能说的就是,尽管我有这些感受(当我和你在一起时,它们整天互相追逐),你我之间有一种感情是持久的,并在增长之中。你当然想知道它究竟会不会使得我嫁给你。我怎么说得准?我想它会,因为好像没理由不会——可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我有点担心自己。有时我觉得从来没有人曾分享或能分享一种东西——这就是使你把我叫作“小山”或“石头”的那种东西。还有,我想要一切——爱情、孩子、探险、亲昵和工作。(你能读懂我的这种漫谈吗?我正在一件一件地写下来)所以,从有点爱你,希望你和我永远在一起,了解我的一切,我又转而陷进了狂乱和冷漠的极端。我有时想如果我和你结婚,我会拥有一切——那么——我们之间会有性爱吗?就像我前几天残忍地告诉你的那样,我不觉得你对我有肉体的吸引力。有时我只有石头的感受,前几天你吻我时就是那种时刻之一。然而,你对我的喜欢(就像你表现的那样)几乎让我受不了。它是那么真实,那么陌生。为什么你会这样?除了是个讨人喜欢、有吸引力的人之外我到底是什么?可正因为你想得那么多,所以我感到在嫁给你之前我也得想想。我觉得我必须给你一切;如果我不能这么做,喔,婚姻就只能是二流的了,对你对我都是这样。如果你还能继续像以前那样让我去摸索自己的路,那将是最让我开心的事了;那么我们都得冒风险。不过你也已经使我非常快乐了。我们两人都想要这样一种婚姻,它是一种绝妙的、生机勃勃的东西,永远鲜活、永远炽热,不像大多数婚姻那样,在某些方面是呆滞懒散的。我们需要丰富多彩的生活,不是吗?也许我们将会得到它;如果那样的话,会是多么好!我没有在一封信里解释很多,不是吗?

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弗吉尼亚对婚姻的犹豫和迟疑,她承认婚姻对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同时她又惧怕婚姻会损害她独立完整的自我人格,正如她在接受伦纳德求婚前写给维奥莱特的信中所说:“不过这不会是件可怕的事吗,假如……我的大有前途的个性最后腐败在婚姻里?”事实上,正是弗吉尼亚一直以来对性的恐惧,对世俗婚姻的反感,对女性传统家庭角色的不满等使她对伦纳德的求婚迟迟不能做出回应。

5月7日,伦纳德孤注一掷地打定主意不再回锡兰,而他的辞呈也最终被官方接受了。在随后的日子中,伦纳德凭借自己的才智和魅力进一步打动了弗吉尼亚,而他的作家身份更是使弗吉尼亚明白了他俩的性格是多么般配。在布朗斯威克广场居住的时光里,他们约定每天上午各写五百字,完成任务后,两人便一起轻松地吃午餐、散步或者安静地享受午后时光,在长久的彼此陪伴中,弗吉尼亚发现了新的乐趣,虽对婚姻的担忧与疑虑仍未完全消散,但她相信他们未来的婚姻“将会充满了生机,总是活泼有乐趣,总是充满热情” ,一切似乎都变得明朗起来了。最终,在5月29日,她告诉伦纳德,她爱他,并愿意嫁给他。之后,他们于8月10日在圣·潘克拉斯市政厅举行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妻。

在弗吉尼亚诸多的爱慕者与求婚者中,伦纳德·伍尔夫最终脱颖而出,赢得了弗吉尼亚的芳心。今后,或许当他们在憧憬着工作、交谈和自由的一生时,还会面对很多新的坎坷与分歧,但在爱与成全中,他们注定终将携手同行,不负韶华。正如昆汀·贝尔在《伍尔夫传》中所说:“这是她一生所做的最明智的决定。”

四、艺术准备:号角已吹响

林德尔·戈登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作家的生命历程》中曾指出:“莱斯利·斯蒂芬是弗吉尼亚的最初的和最持久的智能上的典范。”在莱斯利生前,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对弗吉尼亚的文学创作进行着引导、教育和训练。因此,在其去世之后,在他的苦心栽培与影响下,弗吉尼亚已能独立地开始自己的艺术准备了,她要证明自己会像父亲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位卓越的作家和思想家。“(在16岁时)……我就知道了所有该知道的东西,我要写一本书——一本书——可什么书呢?21岁,在曼劳比亚,当我走在海边的沙丘上时,那种景象更清楚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正是在父亲去世后的曼劳比亚之行中,弗吉尼亚头一次对自己想写的那种东西有了模糊的概念。几天后,回到伦敦的她便开始着手将梦想变为现实。

回首那段往事,父亲莱斯利的去世对弗吉尼亚的打击是沉重的,甚至一度使其陷入了疯狂。在这期间,她曾接到了一份自己喜欢且能胜任,同时又对其身体有一定镇定疗效的工作。历史学家弗兰德里克·梅特兰曾是经常和斯蒂芬一家在圣埃夫斯度假的年轻人之一,后来他娶了弗吉尼亚的表姐弗洛伦斯·菲希尔,莱斯利十分喜欢他,曾要求他为其作传记。因此,在莱斯利去世后,梅特兰便开始着手做这件事,考虑到莱斯利的有些信件尤其是与妻子之间情书的私密性,他认为应该先让弗吉尼亚过目,进行备份和筛选,于是他向弗吉尼亚发出了邀请,并希望她能就莱斯利与孩子们的关系写些东西。这件事使弗吉尼亚异常激动和兴奋,因为这将是她第一次将自己所写的东西发表,为此,她那年的整个秋季都忙于翻阅和誊写家信,同时为了尽善尽美,她还耗费数周时间为传记编了一条“注释”。最终,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她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莱斯利的形象,既呈现了其在文学影响中的正面形象,又描绘出了其“家庭暴君”的负面形象。对弗吉尼亚而言,书写过去是一种积极有力地告别与平息过去的方式,只有通过书写,她才能逐渐抚平父亲去世所带给她的伤痛。这次书写与发表是弗吉尼亚的一次早期尝试,在这之后她将进一步开启自己漫长而艰辛的艺术准备之路。

1904年11月,为了遵守医嘱,静养身体,弗吉尼亚去了在约克郡由其表兄威尔·沃恩担任校长的吉哥斯威克学校。在那里,她不仅对自己曾经崇拜且如今仍旧十分喜欢的女性玛奇·沃恩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还寻找到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的题材。在约克郡,她参观了勃朗特三姐妹的故居——哈沃斯牧师住宅,并写下了一篇有关它的报道寄给了《卫报》(The Guardian),为自己挣得了人生中的第一份稿酬。“今天早上,我盘子里放着我人生中分期支付的第一笔稿费——2英镑7便士6先令。”《卫报》是伦敦一家面向教会和神职人员的周报,其中妇女副刊的编辑阿瑟·利特尔顿太太(Mrs.Arthur Lyttelton)是维奥莱特的朋友,因此,在维奥莱特的引荐和不断鼓励下,《卫报》成了弗吉尼亚发表早期报刊习作的固定渠道。第一篇文章的成功发表燃起了弗吉尼亚血液中沸腾着的创作欲望,同时也使她在将自己塑造成一位经济独立的女性艺术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之后,当身体康复的她回到戈登广场后,她第一件事便是把新家的书房整理成了自己理想中的模样:“所有我钟爱的皮革封面的精装书都优美地排列在书架上,房间里还燃着舒适温暖的炉火,明亮的电灯,以及一大堆的手稿和信件。”这里将成为一位作家的房间,在这里弗吉尼亚“每当看到一支钢笔、一瓶墨水,就会抑制不住地拿起笔,就像一些人忍不住要喝杜松子酒一样”,不知疲倦地写作。

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弗吉尼亚成了一个长期受雇的短文和评论作家。就像梅花要经历严冬之寒,才能傲立枝头;蚌要熬过磨砺之苦,才能孕育珍珠一样,弗吉尼亚的艺术之路也注定是要经历坎坷和崎岖的。1903年圣诞节期间,她第一次尝到了作品遭拒的苦头,她先是收到了《康希尔杂志》(The Cornhill Magazine)敷衍了事地回绝她关于博斯韦尔的文章的信件,后又收到了自由党政治家霍尔丹先生就其哈沃斯一文写给维奥莱特·迪金森的回信,信中称“亲爱的迪金森小姐,感谢你给我看了斯蒂芬小姐关于哈沃斯的文章——正如你所知,我对这地方很感兴趣。写得那么好——但我认为这位作者还可以更深入她的主题。不过这是个开始,而且它显示了天赋……”对此,弗吉尼亚认为这是一封毫无热情的赞扬信,“总之我感到(就像你在《圣经》中读到的那样)被男性轻视和拒绝。”虽然这两件事使弗吉尼亚略显沮丧,但是令人高兴的事还是有的。

1905年,弗吉尼亚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建立起了几乎持续终生的联系。《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创刊于1902年,那时其编辑布鲁斯·里查蒙德曾邀请莱斯利爵士为其撰稿,但当时处于病中的莱斯利已经写不了任何东西了。如今,在莱斯利去世一年后,里查蒙德找到了他的女儿弗吉尼亚并向其约稿。3月10日,他刊登了弗吉尼亚写给他的第一篇稿子——题为《文学地理》的书评。对于这篇文章,里查蒙德认为它是“值得钦佩的”,因此,他又向弗吉尼亚约了伊迪丝·西切尔的《凯瑟琳·德·美第奇和法国改革》一书的书评写作,但是,对于这本“大块头的书”,弗吉尼亚写道:“我不是很愿意为它写书评,因为我对那个题材一无所知。”事实证明,弗吉尼亚所言不假,她的这篇书评被布鲁斯·里查蒙德拒稿了,理由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并不是一篇严肃的评论,但是作为补偿,里查蒙德寄给了她三本关于西班牙的书籍。她继续夜以继日地大量写作评论文章,1905年时,她曾在日记中统计了她所发表的文章,其中包括评论吉辛、詹姆斯、萨克雷、狄更斯等的文章,还有探讨女性、“街头音乐”以及散文艺术的文章。在整个“学徒期”,《康希尔杂志》《卫报》《泰晤士报》《国家评论》和其他刊物都为弗吉尼亚的早期习作提供了演习的空间,而她一系列文章的发表也增强了其信心,使其在创作中得到了磨炼,激发了她日后发表小说作品的雄心壮志。

在写作训练之余,弗吉尼亚还在1905年到1907年间在伦敦南部一所专门为男女工人而开设的夜校——莫利学院(Morley College)教书。莫利学院的校长是诺里奇主教的女儿希普尚克斯小姐,她一直以来都想为莫利学院招募一些帮手,随着她与弗吉尼亚的接洽,她的这一心愿实现了。她不仅使弗吉尼亚成了这里的老师,还使文尼莎在那里教素描,托比和克莱夫教拉丁文,艾德里安教希腊文,不过可惜的是,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唯有弗吉尼亚留了下来。在这里,希普尚克斯小姐的初衷是希望弗吉尼亚可以“融娱乐和教学为一体——带点闲聊和体谅——然后‘谈谈’书本和绘画”,但弗吉尼亚对待教育是认真严肃的,她坚持认为,不应该用虚假的学问来糊弄那些刚刚识字的人,因此,她坚持开设英国历史的相关课程,希望可以教给学生们一种坚实的总体课程,为他们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奠定基础。不过,最终迫于“当权者”的压力,她不得不转教英国文学了。

然后,在星期三,我教了英国作文课,共有十人参加,四男六女。我觉得这是学校里最没用的课了,希普尚克斯也这么认为。昨晚她旁听了整堂课,差点儿不耐烦地跺起脚来。可我能做什么呢?我有一个学生是个50岁的老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他得在一篇以秋天为主题的文章里加入有关寄生虫(即贵族们)的内容;一个荷兰人以为——也是在课程结束时——我一直在教他算术;贫血的年轻女营业员们说她们愿意多写写,可她们只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似乎没有很多时间用来写作……

总之,到了1907年年底,弗吉尼亚不得不失望地放弃了莫利学院的工作,因为在她眼中,莫利学院一直在让她和她的学生们去干些毫无用处的事情。虽然,莫利学院的学生可能并没有从弗吉尼亚那里学到什么,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弗吉尼亚却或多或少地从她的学生那里获得了些什么。在这里,她第一次进入了伦敦一个没有双轮双座马车的区域、一个穷人的世界;在这里,她第一次尝试着和社会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进行智性交谈;也正是在这里,她的注意力进一步被英国历史所吸引。“顺便说说,我在这些日子里会有一天写历史的。”弗吉尼亚在1905年5月给维奥莱特的信中写道。莫利学院的教学工作看起来似乎是弗吉尼亚艺术训练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是这个小插曲所带给她的关于“下流社会”的图景以及她对英国历史的进一步认知和看法都将转化为文字,定格在她今后的文学作品之中。

岁月流转,初心依旧,弗吉尼亚继续着她的写作训练,除了为报刊撰稿之外,她仍旧乐此不疲地以美妙绝伦、引人遐想的辞藻描述着光线、薄雾、夜景和乡村生活,但同时在赖埃(Rye)度夏假的她还开始写一些有关她的父母、有关海德公园门生活、有关斯特拉、杰克和文尼莎以及达克沃斯兄弟的记叙文,这些文章是以传记形式写给文尼莎即将出世的孩子朱利安的,后被结集成册,收录到《存在的瞬间》(Moments of Being)一书中。此外,这时的她也开始有意识地怀着作家的心态去观察和描写人们的心境,她曾试图去体察一个苏塞克斯农场工人的内心,从而思考小说中会出现的那种可悲的谬误。她还曾在与玛奇·沃恩的通信中向其表明自己写作的意图。

我唯一的辩护就是,我所写的就是我看到的东西;我一向很清楚,它是一种非常狭隘、相当冷酷的观点。我想——如果我是给格林太太写信的戈斯先生!——我会从诸如教育、生活方式等外部理由来稍作解释为啥会这样。因此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对一些事有更好的理解。我想乔治·艾略特写第一部小说《牧师生活情景》时差不多40岁了。

可我现在的感受是,这个没有爱、心灵、激情或性的梦一样的模糊世界就是我真正关心并觉得有趣的世界。因为尽管它们对你只是梦幻,而且根本没法充分表达它们,对我而言它们是十分真实的。

不过请千万别以为我感到满足,或以为我的观点很完整。只不过在我看来,写那些自己真实感受到的事情比涉足那些我实在一点不懂的东西要好些。那是一种大错——在文学中——在我看来它是糟糕透顶、无可原谅的;我的意思是,人们沉湎于自己不了解的情绪当中。不过当然,任何伟大的作家都会美好地表现它们,并把塑像变成男人和女人。我纳闷你究竟懂不懂我这种自负、幼稚的思想?我寄给你的东西仅仅是试验;我永远不会想要把它们当作成熟作品拿出来。它们会搁在书桌里,直到被烧掉为止!

在日渐成熟的创作观念影响下,弗吉尼亚终于在1907年开始动笔创作她的第一部小说《美林布罗西娅》(Melymbrosia),随后更名为《远航》。其实,在艺术准备的最初阶段,甚至可能是1904年的曼劳比亚之行前,她就已经开始在头脑中酝酿和想象她的处女作了,但出于对文学创作的谨慎和严肃态度以及自身的害羞性格,她一直没有流露出关于这部小说的任何迹象。在之后的5年中,她都将都会沉浸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之中,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论述。

对于作家这份职业,弗吉尼亚一直满怀着高度的崇敬,她每天上午都会花两个小时站在高高的桌案前全神贯注地写作,就像手持刻刀站在工作台前聚精会神工作的雕刻家一样,这时外部世界似乎已和她没有任何关联。当文思如泉涌时,她笔下流畅的文字快得似乎能超过打字机的速度;但当思路受阻时,挣扎战斗一个上午可能也写不出50个字。写作于她来说,是她的生命,对此,福斯特曾评价道:“她喜欢写作,并且带着一种专心致志的狂热来写作,很少有作家具有或者企求这种品格。大多数人写作时,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版税上,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批评家身上,又有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如何改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最后的四分之一的心思放在他们集中了全部想象力的那个任务上。她不愿意东张西望,她周围的环境与她本人的气质使她做到专心致志……在各个时代中,像她那样热爱写作的作家,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在每日忙于小说和报刊写作的同时,她还不忘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以提升自己的写作素养和能力。她继续阅读大量希腊作家和罗马作家的作品,并在笔记中对这些作品做了详尽的批注:1907年她读了尤维纳利斯的作品;1908年她读了《奥德赛》和柏拉图的相关作品;1909年她则阅读了柏拉图的《伊安篇》、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和阿里斯托芬的《蛙》。同时她还对平时随身携带的用字典纸印刷的微型小说集十分感兴趣,她阅读了托马斯·哈代的《塔上的两个人》,也读了乔治·梅瑞迪斯的《哈里·里查蒙德》等。除此之外,她还在克莱夫的引导下阅读了G.E.穆尔的《伦理学原理》以及法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就其个人兴趣与爱好而言,阅读永远是她生活中最重要、最有益、最不可分割的部分。

但有时,弗吉尼亚也会从纯粹、枯燥的写作和阅读训练中走出来,享受生活。旅行、参观画展、听音乐、去歌剧院等都是她的业余爱好。不过对于这样一位执着于写作的未来作家而言,即使是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她仍不忘激发自己的想象力,为自己的创作搜集资料,寻找灵感闪耀的瞬间。有一段时间,弗吉尼亚曾在萨克逊的影响下对歌剧产生了兴趣,而且对瓦格纳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崇敬之意。于是1909年8月,在艾德里安和萨克逊的陪伴下,他们踏上了拜罗伊特之旅。旅行中的日记与书信于弗吉尼亚而言就是家常便饭,几乎每次旅行,她都会刻意且仔细地对风景、人物等进行描绘,这些都成了她创作之路上非常宝贵的练笔。此次旅行也不例外,弗吉尼亚差不多每天都会写信给文尼莎描述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参与的活动以及身边的人,如“(德国人)的臃肿是令人吃惊的——不过他们看起来很清洁、友善。他们很中萨克逊的意,他觉得他们是那么明白事理。”弗吉尼亚在信中写道。同时,此次同行的萨克逊也被她当成了描述的对象,以作家的眼光对其进行了审视。

萨克逊一整天都处于蛰伏状态,如果你打扰他的话,他就会显得相当乖戾。他平行地跳着,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挥舞着他那根丑陋的手杖,嘴里哼哼着,就像一只聒噪的蚱蜢。他有点让我想起了父亲。他以同样的方式捏紧拳头、皱着眉头;如果你盯着他,他就立刻停下来。艾德里安和我互相眨着眼,有时会被发现。大概夜里11点,我们开始打呵欠的时候,他活跃了起来,提出一个非常敏锐、相当尖刻的问题。我们一直争论到今天凌晨一点半。它针对的是艾德里安两三周前那个星期四说的话,萨克逊过去没搞懂它。他把东西储藏起来,就像一只睡鼠。他的头脑不可思议的准确,但我对他的才智颇觉吃惊……我们过得相当简朴,就像僧侣和修女一样,几乎一声不吭,还有——喔,我想念你!

旅行期间诸如此类的描述还有很多,弗吉尼亚几乎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有益于写作的机会,即使是看似与写作没有直接关联的音乐会和歌剧,在她那里都会转化成她创作的助力。比如她往往会把音乐会和歌剧当成一种壮观场面和社交活动来欣赏,而动听的音乐则被她作为创作冥想的背景,其名作《到灯塔去》的创作结构就暗合了西方音乐“曲式学”中的结构排列方式A——B——A:第一部以拉姆齐夫人作为第一主题;第二部以时间的流逝作为第二主题;第三部分则以对拉姆齐夫人的回忆作为第一主题的再现和变奏,在这种音乐式的对比与匀称的结构安排下,整部作品体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音乐美感。同样,日常生活中的绘画也为其今后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和艺术滋养。在一次佩鲁贾之旅中,弗吉尼亚在被坎比奥书院的壁画深深吸引之下,奋笔疾书。

我瞅着一幅佩鲁奇诺的壁画。我想他眼中的事物是成组的,被包括在确定、不变的形式中;被表达在脸上和行动中——(?它们)弗吉尼亚的原笔记在该处有不清楚或脱落的地方。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美都包容在人物稍纵即逝的显现里。可以说,他认为它是密封的,它所有的价值都在它本身中,不暗示着恐惧或未来。他的壁画在我看来似乎是无边的寂静,好像美飘浮到顶端,停留在那儿,在所有别的事物之上,语言、延伸的路、头脑与头脑之间的联系,这些都不存在。

每一部分和其他部分都有着一种互相依赖;它们在他的头脑中构成了一个理念。那个理念根本没法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伙人和上帝的形象毫无关系。那么,它们聚集到一起是因为它们的线条和颜色是相关的,并表达了他头脑中的一种美的见解。

至于写作——我也想表达美——不过是动态生活和世界的美(匀称?)。矛盾?是这样吗?如果绘画中有一种动态,它只在于呈现线条;但是考虑到美的目的,不存在一种不同类型的美吗?这并不矛盾。

我得到了一种不同类型的美,通过无限的不和谐达到一种匀称,展现了思绪在这个世界上全部游历的踪迹,最终获得了一种由颤抖的碎片组成的完整;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自然而然的步骤,思绪的飞翔。

仅仅是在艺术准备阶段,弗吉尼亚就已开始有意识地将其日常生活中的所听、所思、所感转化为她创作中的艺术积淀。之后,当她逐步走向创作成熟期时,她已完美地将布鲁姆斯伯里时期的视觉艺术平移到了文学领域,实现了在文学中推崇绘画效果的目标,完成了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内在勾连,达到了在继承文学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求变。

这几年弗吉尼亚都在尽心竭力地忙着为自己的写作事业积蓄力量,到了1909年和1910年,她甚至更加忙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已成为她的头号雇主,《康希尔杂志》亦开始经常刊登她的评论。出于家学渊源,弗吉尼亚自幼就在作为传记家的父亲莱斯利影响下,对传记情有独钟。林德尔·戈登也曾表示传记是弗吉尼亚的出发点。1909年时,她希望“写一篇非常微妙的作品来讨论怎样写传记的问题……我突然有这种感觉,即我对艺术一无所知;我只不过以一种鲁莽的方式在人物动机和人类性格后面跌跌撞撞……”故而,她为《康希尔杂志》写了一篇以虚构性传记的新实验形式创作的传记评论——《一个小说家的传记》,不过令她懊恼的是,这部被其认为是够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被《康希尔杂志》的编辑雷金纳德·史密斯拒绝了,他指出:“我的感觉是,你不是把一只蝴蝶,而是把一只大黄蜂钉上了大头针。它本身是灵巧的,可……。”

《一个小说家的传记》共17页,比通常的传记评论更长,表面上来看,它是一篇对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处女维拉特小姐的传记进行的虚拟式评论,但事实上,它是弗吉尼亚在评论外衣的掩饰下对发表小说的尝试。更确切地讲,《一个小说家的传记》是结合传记和小说两种类型于一体的新形式,它已初步显露了弗吉尼亚的传记观,同时它也与其今后的传记性小说关系重大。在《一个小说家的传记》中,弗吉尼亚虚构了维拉特小姐和林塞特小姐。维拉特是一位并不知名的作家,死于1884年,她的著作也一直默默无闻地躺在海滨图书馆最高书架的顶层,落满灰尘。而弗吉尼亚虚构的林塞特小姐则是一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圣徒传作者,她为维拉特小姐写了一本《维拉特小姐传》。很显然,作为传记作者的林塞特小姐是缺乏洞察力的,她以陈词滥调的描写将目光聚焦在与维拉特小姐相关的外在事实上,如18世纪40年代的舞会、父亲的葬礼、维拉特小姐在穷人中的工作及其所引发的关于慈善机构的论述等等,同时她还花费大量篇章来对其家族谱系进行描写,所有这一切都使她遮蔽了维拉特小姐的真实性格,完全丢弃了在维拉特小姐人生中起决定作用的“存在的瞬间”。作为虚拟的传记评论者的弗吉尼亚对林塞特小姐的传记写作方法进行了驳斥和嘲讽。

幸好,有迹象表明维拉特小姐并非像她看上去的那样。这些迹象显示在她的笔记里,她的书信里,尤其是清晰地显示在她的肖像里。一看见那张毫无自私神情的大脸,那显示着才能的前额,以及那双阴郁而聪慧的眼睛,就推翻了前一页里写的那些絮絮叨叨的废话;她看来颇能骗过林塞特小姐。

正是通过对这种传统传记写作方法的嘲讽,弗吉尼亚切断了与传统陈腐观念的联系,就像克莱夫·贝尔所言:“别以为我被你的才华弄得那么盲目,以致我看不出你或许发现了一种特别适合于你的天才的新方法。”在1927年10月30日刊登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新派传记》一文中,弗吉尼亚再次阐述了自己的“新传记”观。

重要的是传记的观点也完全改变了。当我们翻开一本新派传记,其直白和空洞让我们立刻感到了作者与传主的关系与从前不大一样。他不再是那个一丝不苟、满怀同情的伙伴,不辞劳苦甚至是亦步亦趋地去找寻他书中主人公的足迹。不管是朋友或是对头,也不管是仰慕或是批评。他都是与之平等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判断的权利。此外,他还认为自己不必墨守成规、按部就班地写作。他的独立精神使他有点居高临下,他可以把传主的一切尽收眼底。他可以挑选,可以组合,一句话,他不再是一个记事者,他已然是一位艺术家。

为了能花更多时间平静地阅读和写作,1910年圣诞节期间,弗吉尼亚在苏塞克斯山谷菲勒村(Firle)找到了一处租金便宜且环境宁静、景色宜人的小房子,或许是为了寄托她对圣埃夫斯美好时光的深切怀念,她将它称之为“小托兰德屋”。而这里也确实成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康沃尔,是她终生热爱的地方。到了1911年,她又在苏塞克斯找到了第二个寓所——阿希姆(Asham),这座小屋也处于偏僻、静逸、浪漫的环境之中,但相较于小托兰德屋,这里更加宽敞,更加富有魅力,“花园和旷野里的草几乎要蔓延到客厅,甚至长到窗台上”,弗吉尼亚对此番景象甚是喜欢。因此,自租约生效日起,弗吉尼亚余生的创作时光都将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

与其他作家相比,作为作家的弗吉尼亚·斯蒂芬成熟得很晚,但在给各报纸杂志写作、供稿的过程中,她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历练与成长,她审慎地计划和实施着自己的教育,一步一个脚印地强化着自己的写作训练,为了创作出符合自己标准的作品,她不断地反复重写。在20年的写作训练和艺术准备期间,她将自己置于一个自己创造的艺术世界里面,在不断汲取父亲训诫的同时,又努力超越它们,从而寻找和确立自己心中神圣的艺术典范。作为一位女性,弗吉尼亚不断冲破传统的枷锁和藩篱,从女性的自我蔑视和自我压迫中解放自己;而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又竭力克服强加在女性身上的谦逊与羞涩,克服自己对公开发表作品的畏惧,努力确立自己作为一位女性艺术家的自信心,从既定的规范中寻求独立。总之,在历经时光的淬炼、岁月的洗礼和悄然的酝酿后,满载沉甸甸艺术积累的弗吉尼亚终将在雨雾散尽,告别黑暗迎接黎明的刹那,使生命之花傲然绽放,英伦百合传奇崛起的号角已然吹响。

作者:piikee | 分类:世界杯 | 浏览:4 | 评论:0